中国与西方自接触开始，彼此便有着各种稀奇古怪的认知，学术点说叫“迷思”，大到家国政治，小到衣食住行。这其中，关于《花花公子》的“迷思”尤其好玩。毕竟，《花花公子》从来没有进入过中国。（文 / 史雨锁）
中国和美国的“成人礼”
很不幸，《花花公子》在中国只是个传说，由于传说而变成妖魔，变成洪水猛兽。
《花花公子》被拒之国门，因为它是一本成人杂志。然而“成人”一词，在中国的涵义从来没有被明确界定过。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人”经常作为一个限定性名词，和用品联系起来，以区别于婴幼用品、妇女用品等等。“成人用品”的概念，可以从城市的成人用品店里获得明确的感官印象——昏暗的小巷，逼仄的小黑屋，霓虹的灯光，鬼鬼祟祟的顾客，暴露的图片以及各种超越常规的性用品。这里的“成人用品”一词，完全可以用“性用品”来代替，“成人”也和“性”画上等号。《花花公子》既然被命名为成人杂志，理所当然，就被划入“扫黄打非”的领域，包含着淫秽的汁液，不仅有碍观瞻，而且有毒于社会。
不得不说，在理想的设计中，中国社会是一个纯洁的社会，儿童需要保护，成人也需要保护。这就是“成人”的另一个涵义，成人礼。
成人礼是一种四海皆有的民俗活动。非洲一些部落行割礼，中国的汉族男性行冠礼、女性行笄礼，表示一个人可以正式进入社会，承担独立的责任和义务。中国最近几年流行着一种特殊的“成人礼”，一群年满18岁的中学生、大学生，面对某一象征物，进行群体宣誓，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在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成人礼中，“成人”仅仅意味着一种号令一致的集体活动。在传统的民俗意义上，“成人”意味着个人从集体中脱离，具有个人人格和个人行为；在法律意义上，“成人”意味着独立的法律地位。在一个现代社会，个人最重要的法律地位，便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在中国，成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却处于“被保护”状态，这就意味着“成人”依旧是被保护的，它不具备独立的条件。
中国成人的被保护，最明显地体现在性方面。最近总有大学生向有关部门写信，声称受到网络色情的毒害，要求限制网络的开放，加大对大学生的保护力度。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成人”的概念，一方面在中国被污名化为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像婴儿一样的纯洁。作为成人杂志的《花花公子》，被“中国式成人”拒之门外，在这里就获得了充分的理据。
撕掉裸女，它是最有品位的文学杂志
《花花公子》的确有性，主要体现为中页的裸女图片和“当月玩伴”栏目。这也是《花花公子》最大的卖点之一。但如果认为《花花公子》只有“性”，类似于街角的成人用品店，就是误读了，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花花公子》是一本成人杂志，明确点说，是一本办给成年男性看的杂志。在办刊宗旨上，《花花公子》可谓和《纽约客》平分成人读者市场。《纽约客》最初定位的目标读者群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妇女，《花花公子》的目标读者群则是中产阶级职业男性。《花花公子》的创办人赫夫纳在创刊号上如此描述：“我们应该享受这样的生活：在自家公寓中，调上一杯鸡尾酒，准备两份开胃小吃，唱机里放上一段音乐，邀请一位红粉佳人，静静地谈论毕加索、尼采、爵士乐，还有性。”毕加索、尼采、爵士乐和性——艺术、哲学、音乐和性，这就是《花花公子》的全部内容，也是赫夫纳所认为的中产阶级职业男性，一个男性成人，所应该关注的话题。遗憾的是，《花花公子》和《纽约客》在中国的命运截然不同，成人男性阅读的前者变成了色情杂志的同义词，成人女性阅读的后者却变成文化品位的象征。这又是一个讽刺。
除了裸女图片（拍摄这些裸女的摄影师，相当一部分是当代摄影史的领军人物，比如赫伯特·牛顿），《花花公子》的特色还表现在它的小说和名人访谈上面。它的作者群，实际上就是一部近五十年的美国乃至世界文学的“梦之队”。《花花公子》的创办人赫夫纳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文学青年”，通过这本杂志展示了他卓越的文学品位。据说，中国小说家王朔遭到过《花花公子》的退稿，因为写得“太黄”。可见，《花花公子》不刊登《肉蒲团》、《金瓶梅》。《花花公子》的作者群，既有已经进入文学大师殿堂的文学家：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加西亚·马尔克斯、厄普代克、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诺曼·梅勒、冯尼古特、凯鲁亚克、詹姆斯·鲍德温……没在《花花公子》上刊登小说，没有成为《花花公子》撰稿人，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搞文学的。如果把那些裸女图片撕掉，《花花公子》将是世界上最豪华、最有品位的文学杂志之一。固然，性是成年男性的必需品，高品位的文学，却是有品位男性的必需品。品位不仅表现于豪车红酒，也表现于文学和音乐、哲学。这是《花花公子》的四杆大旗。
《花花公子》上的大人物们
品位还表现于对社会的关注，这可从《花花公子》的访谈栏目看出。《花花公子》的采访对象，都是大人物，很多是政治人物或有争议人物。它不仅采访了美国总统卡特（卡特在访谈中承认自己“带着淫欲的目光盯过很多女人。我已经在内心多次犯下通奸罪了”），而且也采访过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古巴的卡斯特罗，既采访过已经成为“圣人”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也采访过充满争议的马克西姆·X、萨特和约翰·列侬。作为从来没有目睹过《花花公子》真面目的中国读者，很难想象这些人物会出现在一本“成人刊物”上面，毕竟，在中国的语境里，“成人”等同于淫秽、色情。
这里需要考虑一下《花花公子》所处的社会环境。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杂糅的国度，最初，清教徒因为遭受到思想迫害而从欧洲大批移居美洲新大陆，对“思想自由”的保护便成为美国的建国理念之一，这就表现在美国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另一方面，清教徒又有着明确而清晰的道德观，这体现在成人对自我行为的约束上面。吉米·卡特在《花花公子》上承认自己的“淫欲目光”，他赢得了总统大选；克林顿在白宫抽雪茄，他险些被弹劾。肉体须谨慎，思想须放荡，这几乎便是《花花公子》得以生存并在美国发扬光大的环境。
早在中国的南北朝时代，梁朝简文帝曾说过“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然而，当代的中国，肉体的放荡在社会上已经见怪不怪，这从最近的“韩锋日记”便可看出，而“思想放荡”还有待时日。鉴于目前的中国依旧看不到《花花公子》，不妨先读一下最近出版的《兔子先生—一个世纪的性态度史》这本书，虽然这只是一本“科普”读物，一管窥豹；或者，去看《花花公子》的网站。
中国和美国的“成人礼”
很不幸，《花花公子》在中国只是个传说，由于传说而变成妖魔，变成洪水猛兽。
《花花公子》被拒之国门，因为它是一本成人杂志。然而“成人”一词，在中国的涵义从来没有被明确界定过。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人”经常作为一个限定性名词，和用品联系起来，以区别于婴幼用品、妇女用品等等。“成人用品”的概念，可以从城市的成人用品店里获得明确的感官印象——昏暗的小巷，逼仄的小黑屋，霓虹的灯光，鬼鬼祟祟的顾客，暴露的图片以及各种超越常规的性用品。这里的“成人用品”一词，完全可以用“性用品”来代替，“成人”也和“性”画上等号。《花花公子》既然被命名为成人杂志，理所当然，就被划入“扫黄打非”的领域，包含着淫秽的汁液，不仅有碍观瞻，而且有毒于社会。
不得不说，在理想的设计中，中国社会是一个纯洁的社会，儿童需要保护，成人也需要保护。这就是“成人”的另一个涵义，成人礼。
成人礼是一种四海皆有的民俗活动。非洲一些部落行割礼，中国的汉族男性行冠礼、女性行笄礼，表示一个人可以正式进入社会，承担独立的责任和义务。中国最近几年流行着一种特殊的“成人礼”，一群年满18岁的中学生、大学生，面对某一象征物，进行群体宣誓，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在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成人礼中，“成人”仅仅意味着一种号令一致的集体活动。在传统的民俗意义上，“成人”意味着个人从集体中脱离，具有个人人格和个人行为；在法律意义上，“成人”意味着独立的法律地位。在一个现代社会，个人最重要的法律地位，便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在中国，成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却处于“被保护”状态，这就意味着“成人”依旧是被保护的，它不具备独立的条件。
中国成人的被保护，最明显地体现在性方面。最近总有大学生向有关部门写信，声称受到网络色情的毒害，要求限制网络的开放，加大对大学生的保护力度。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成人”的概念，一方面在中国被污名化为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像婴儿一样的纯洁。作为成人杂志的《花花公子》，被“中国式成人”拒之门外，在这里就获得了充分的理据。
撕掉裸女，它是最有品位的文学杂志
《花花公子》的确有性，主要体现为中页的裸女图片和“当月玩伴”栏目。这也是《花花公子》最大的卖点之一。但如果认为《花花公子》只有“性”，类似于街角的成人用品店，就是误读了，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花花公子》是一本成人杂志，明确点说，是一本办给成年男性看的杂志。在办刊宗旨上，《花花公子》可谓和《纽约客》平分成人读者市场。《纽约客》最初定位的目标读者群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妇女，《花花公子》的目标读者群则是中产阶级职业男性。《花花公子》的创办人赫夫纳在创刊号上如此描述：“我们应该享受这样的生活：在自家公寓中，调上一杯鸡尾酒，准备两份开胃小吃，唱机里放上一段音乐，邀请一位红粉佳人，静静地谈论毕加索、尼采、爵士乐，还有性。”毕加索、尼采、爵士乐和性——艺术、哲学、音乐和性，这就是《花花公子》的全部内容，也是赫夫纳所认为的中产阶级职业男性，一个男性成人，所应该关注的话题。遗憾的是，《花花公子》和《纽约客》在中国的命运截然不同，成人男性阅读的前者变成了色情杂志的同义词，成人女性阅读的后者却变成文化品位的象征。这又是一个讽刺。
除了裸女图片（拍摄这些裸女的摄影师，相当一部分是当代摄影史的领军人物，比如赫伯特·牛顿），《花花公子》的特色还表现在它的小说和名人访谈上面。它的作者群，实际上就是一部近五十年的美国乃至世界文学的“梦之队”。《花花公子》的创办人赫夫纳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文学青年”，通过这本杂志展示了他卓越的文学品位。据说，中国小说家王朔遭到过《花花公子》的退稿，因为写得“太黄”。可见，《花花公子》不刊登《肉蒲团》、《金瓶梅》。《花花公子》的作者群，既有已经进入文学大师殿堂的文学家：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加西亚·马尔克斯、厄普代克、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诺曼·梅勒、冯尼古特、凯鲁亚克、詹姆斯·鲍德温……没在《花花公子》上刊登小说，没有成为《花花公子》撰稿人，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搞文学的。如果把那些裸女图片撕掉，《花花公子》将是世界上最豪华、最有品位的文学杂志之一。固然，性是成年男性的必需品，高品位的文学，却是有品位男性的必需品。品位不仅表现于豪车红酒，也表现于文学和音乐、哲学。这是《花花公子》的四杆大旗。
《花花公子》上的大人物们
品位还表现于对社会的关注，这可从《花花公子》的访谈栏目看出。《花花公子》的采访对象，都是大人物，很多是政治人物或有争议人物。它不仅采访了美国总统卡特（卡特在访谈中承认自己“带着淫欲的目光盯过很多女人。我已经在内心多次犯下通奸罪了”），而且也采访过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古巴的卡斯特罗，既采访过已经成为“圣人”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也采访过充满争议的马克西姆·X、萨特和约翰·列侬。作为从来没有目睹过《花花公子》真面目的中国读者，很难想象这些人物会出现在一本“成人刊物”上面，毕竟，在中国的语境里，“成人”等同于淫秽、色情。
这里需要考虑一下《花花公子》所处的社会环境。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杂糅的国度，最初，清教徒因为遭受到思想迫害而从欧洲大批移居美洲新大陆，对“思想自由”的保护便成为美国的建国理念之一，这就表现在美国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另一方面，清教徒又有着明确而清晰的道德观，这体现在成人对自我行为的约束上面。吉米·卡特在《花花公子》上承认自己的“淫欲目光”，他赢得了总统大选；克林顿在白宫抽雪茄，他险些被弹劾。肉体须谨慎，思想须放荡，这几乎便是《花花公子》得以生存并在美国发扬光大的环境。
早在中国的南北朝时代，梁朝简文帝曾说过“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然而，当代的中国，肉体的放荡在社会上已经见怪不怪，这从最近的“韩锋日记”便可看出，而“思想放荡”还有待时日。鉴于目前的中国依旧看不到《花花公子》，不妨先读一下最近出版的《兔子先生—一个世纪的性态度史》这本书，虽然这只是一本“科普”读物，一管窥豹；或者，去看《花花公子》的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