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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文章】平中要：组织与价值
[FONT=黑体]http://www.21ccom.net/articles/thought/zhongxi/20150618125913_all.html
[FONT=黑体]摘要：对于一个人类组织来说，自然法，就是人类原初的价值，它是价值之源，它产生于组织本身，在时间的沉淀中逐渐被人类发现。从自然法到习惯法的过渡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过，这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如果承认时间对地球面貌的塑造常常使人有一种上帝为之的惊叹，那么，对于时间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却视而不见，甚至丝毫未将两者联系起来的做法，就显得有些不合逻辑。很显然，人类的思维认知不完全建立在逻辑上，但是，有一些思维模式要比另一些更不利于人类认识自身。比如说，坚信人类创造了自身，而这种创造源于人类理性的设计。
人类社会的存在时间，比起人类发现自身理性能力的时间不知超过了几十万年，如果认为人类的原始时代是一种缓慢、停滞、蒙昧、野性的状态，恐怕这并非原始时代的全部内容。时间加之于人类祖先的影响，一如时间托起一座山脉或开凿出一条河流，很可能，我们的祖先尚未开发出今人推崇的理性能力，使得原始人更虔诚地墨守看不见的神圣法则，而正是这一点，让人类生存了下来——如果人类过早地发明了理性，说不定我们已经被核战争毁灭不知几次了。
如果我们的想象力尚属一般，那么，不难想象，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组织，先于一切存在。人类生存，必须依靠组织形态，这一点在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前就已经存在了。无法确切地将人类祖先与其灵长类的近亲，在组织形态上作出严格区分。甚至在人类祖先走上不同的进化之路时，在组织形态上也并不明显，而所谓这一进化时刻，很可能这一时刻延续了几万年甚至十几万年。人类的弱小也许保证了人类更多的依赖组织，在这一点上，倒是人类的幸运。
无法知晓人类信仰的起源，不过，列维纳斯在《野性思维》中指出原始思维的同构性，换句话说，人类信仰的倾向可能要追溯到人类出现之前的生存状态中，目前没有资料表明灵长类族群有类似信仰的行为，因此，在人类进化与信仰之间的联系只能是一种猜测。但是，在人类原始社会的历史中，信仰，占据了主要甚至最主要的内容，它使得人类族群区别于其他的种群。这个过程漫长到超过人们的想象，但是，这个过程中诞生的并不仅仅是使用火、创造语言、发明工具、狩猎、耕种……其中最伟大的发明——当然，不是人类发明，而只能说是人类发现的——就是自然法。
对于一个人类组织来说，自然法，就是人类原初的价值，它是价值之源，它产生于组织本身，在时间的沉淀中逐渐被人类发现。从自然法到习惯法的过渡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过，这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理论上说，由于组织的差异，自然法，也会内容各异，但是，不要高估人类的差异性，在族群生存为上限，人类的本能为下限的区间中，自然法，被限定在一个浮动不大的范围内。或者说，自然法，仍旧有着普遍性，即使，人类对差异的敏感和夸张可能掩盖了这一点。
可以想象，对于原始部落而言，首领，身兼多种职责，宗教、军事、治理等等功能于一身，而在自然法被发现之后，对于自然法的解读和执行就是首领最重要的身份，在后来的发展中，军事、治理等等功能可能被分离出去，祭司，成为了一个专职，而且在组织中拥有最重要的地位。
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组织的碰撞中，自然法，本身在做着减法，这也是自然法在普世向度上越发接近的原因之一。不得不说，在自然法的战争中，我们不知道我们错失了什么样的美好，当然，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避免了什么样的恐怖，无论如何，任何一种自然法，都标志着一种宪制文明，而能发展到自然法阶段，此文明已经经历了足够长久的时间，作为人类进化实验的一部分，任何一种宪制文明都是弥足珍贵的样本，而这样的样本灭绝，都是人类的莫大损失。
想象这样一个阶段，在组织的博弈足够久之后，任何一个组织都无法轻易消灭另一个组织，一个合作的时代到来了，也就意味着，进入了一个自然法博弈的时代，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宪制博弈的时代，诸神的战争开始了。
组织的竞争，也变成了价值竞争，这其中的转换倒是值得一提。组织与价值的融合，是人类文明的特点之一，虽然，暴力所造成的文明的毁灭，往往让人以为暴力才是世界的主人，其实不然；暴力也只是组织的仆人，甚至不是它最得力的仆人。组织与价值的融合，一方面说明人们已经从混沌中发现了文明的秩序；另一方面，人们认识到，维持组织的运转，不能任由其自由发展，而是必须从发现的秩序中总结出一套价值体系，然后，对这一价值的坚持，使得组织可以继续运转。不得不说，在组织与价值之间的联系，是无法用理性主义的方法认识的，理性主义的因果关系无法支持组织与价值之间的联系，而只有经验主义才可以总结出这种联系。
从组织之争到价值之争，从某种角度上说，这是文明的进步，虽然，这种“Fair Play”大约限制在相仿的组织中，这一点可以参考古希腊联邦。当然，在组织差异很大的情况下，价值的冲突与组织的差异变成了一回事。
虽然，价值的冲突往往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但是，组织的差异——也是不同文明的宪制差异——才是其中的关键，诸神之争，人类本身倒像是棋盘上的棋子。
如果人们忘记了组织是如何成为今天的样子，那么，牢记组织所形成的价值，就成为了其组织中人们的天命；而忘记、放弃甚至反抗价值的行径，无论出于无意还是自觉，都是自取灭亡的行为。
波希战争使得雅典的价值成为了更可欲的价值，也成为了希腊联邦的普世价值，回顾伯利克里的“阵亡演讲”，可以感觉到，雅典的民主更像是雅典的原子弹，实际上，这种比附是合理的，价值作为组织的抽象原则，本身就有国本的意味，它统摄着组织中有形与无形的资源，战争的胜利要归于国本的确立，而不仅仅是军事战略与技术。
帝国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事件，组织，不再取决于时间的沉淀，其所属的空间、人口、种族的庞大，使得仅仅凭借曾经从组织中发现价值的方法，无法匹配帝国的运转。罗马帝国是人类帝国试验的标本，如何在帝国中进行统治，罗马的法治建设，从某种意义上是对从自然法到习惯法这一悠久历史传统的颠覆，[FONT=黑体]成文法的出现，彻底将人类从法的发现者变成了法的发明者。这一位置的转化，将会对未来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相对于罗马帝国的建立，罗马的陨落其意义更加重大，无疑，罗马帝国的解体是帝国组织与价值的双重陨落，但是，比这个更重要的是：组织与价值的分离。罗马帝国的出现，是对之前人类文明遗产的继承，在此之前，人类的组织和价值从来是一体的，即使在帝国时代，这两者依然以最大的可能联系在一起。而罗马帝国的解体，释放出帝国的创造者、维护者和毁灭者都未曾预料到的结果，组织与价值从此分道扬镳。上文说过，罗马的成文法是对习惯法的革命，而在这背后，却是对人类文明演进模式的革命：用理性主义替代经验主义。
这个源头需要追溯到柏拉图那里，如果轻视了柏拉图哲学对西方文明的影响，那么，很容易模糊西方文明的演进路线，柏拉图是一个观念的发明者，这本身逾越了一个“发现者”的本分。从某种角度来说，希腊文明到达柏拉图这里，已经走上了解构之路，这是一个文明的智慧熟透的表现。在罗马共和国时代，以及帝国时代，其文明都未到达希腊文明的高度，这恰恰倒是阻止或减缓了罗马自我解构的速度。
从罗马帝国之后，人类的组织再无丰足的时间培育其成长，而价值也不再需要组织这一实体才可以生存。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此，时间、传统和经验再不护佑自以为智慧的人类，而人们必然要在自己发明的牢笼中受尽煎熬。人们即将进入的这一历史阶段，如果可以命名为理性时代的话，那么，理性时代的组织，从某种意义上几乎都是人为的产物。
【这里需要思考的是：哈耶克所说的“自生自发秩序”，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成立？首先，我同意哈耶克的这一概念，但是，我认为如果在公元后的历史中去发现一种“自生自发秩序”，只能是相对而言。无疑，哈耶克的这一概念本身，就以欧洲——具体地说是西欧，甚至仅仅英岛——历史为摹本，相对于欧洲以外的地区，这种“自生自发秩序”更多的是一种特殊主义而非普遍主义的。如果将同时代的文明与欧洲文明对参，只能说，欧洲文明同样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其历史的传统，而这一点在其他文明中也是普遍的，不同的只是不同文明的传统不一样而已。简单来说，在欧洲（主要是西欧）从来没有出现过波斯帝国、中华帝国这样的大一统政权，非常明显，所谓传统，不可能是一种从未存在过的经验，而对于欧洲来说，其幸运不在于其拥有了什么，而在于不曾拥有什么。欧洲的文明发展不会步这些大一统帝国的后尘，也因此，使得自治（而这其中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习惯法的灵魂）成为未能中断的传统。如果简单粗暴地说，在罗马帝国陨落后，欧洲文明回归零点，而欧洲的零点至少要比中华帝国的零点纯粹，正是因为习惯法的遗产。
在理性时代的开端，各种组织互相竞争，很显然，欧洲的组织在与其他文明的竞争中并不占有优势，比如说在欧洲的中世纪，中华帝国显现了对欧洲的普遍优势；即使在欧洲，君主专制和立宪制之间的组织竞争，前者也一直保持领先，倒不如说，以英国为代表的君宪制是在经验中逐渐显现出优势（这种优势不能完全归于侥幸，而不得不说，其依靠经验主义的传统，在理性不及的地方使其对欧陆的优势逐渐显现）。而即使以英国的宪制为蓝本，只能说，它比其他组织保留了更多自生自发的因素，而与上古时代那种历经几万年形成的组织，仍旧有着质上的差异。】
在罗马帝国没落后，教会成为了唯一的组织保存者，应该说，早在帝国的严冬到来之前，教会就在做着过冬的准备，而帝国的严冬，就注定了教会的组织与价值将成为帝国废墟上的主宰。
经过中世纪，教会的权力在世俗权力的成长中受到挑战，这个过程长达千年，而世俗权力的组织形态，是在罗马帝国的组织消失殆尽后的萌芽，有趣的是，这些世俗权力的组织雏形，更多地依靠其部落的习惯法而非罗马的成文法，从经验来看，习惯法一如野草，是无法被人为的烧荒毁灭的；而成文法则是人工温室的花草，在精心培育下的量产，却完全可能因为意外的因素颗粒无收，甚至彻底灭绝。
应该说，天主教对于欧洲大陆的影响之深，在未来的诸神之争中会有所体现。英国成为未来的世界帝国，在某种意义上，也与地缘优势有关，教会的力量对英岛的渗透远不如大陆那样深厚，而即使如此，天主教与新教的争锋本身也是英国宪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它已经不是单纯的宗教之争。换句话说，如果新教未能成为英格兰国教，那么，英岛很可能会步欧陆的后尘。
从君主国到民族国家相对来说倒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相较于英岛，在欧陆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要困难得多，欧陆的组织多样化，使得对于一些国家来说，若要建立民族国家，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承受的。这些民族和地区，本身就是处在多权力重合的模糊地带，若要清晰划分其共同体边界，根本就是一件自身无法完成的任务。
在英国逐渐成为世界帝国之后，其对欧陆的组织落差逐渐显现，英格兰的宪制建设，成为了英帝国的世界模型，而这一世界模型锁定了欧陆诸国——更无论世界其他地区——的宪制建设。
伴随着民族国家的诞生，一场观念的争锋也就此展开。上文说过，在进入理性时代后，价值与组织相分离，甚至，价值已经不由组织生成，相反的是，[FONT=黑体]价值开始创造组织。而这才是理性时代的最为突出的特点，组织已经与时间和传统无关，它可以由价值创造。【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我们将组织所诞生的价值称之为“价值”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将理性时代中，[FONT=黑体]与组织分离的价值重新命名，我倾向于将这种价值命名为“观念”。】
其实，已经有更贴切地名词来描述这一人造价值，名为：Ideology。直译为观念科学，而耳熟能详的译法则是：意识形态。考古“意识形态”的起源，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要将欧洲宪制作为一个大背景来观察，也许可以得出如此结论：意识形态的起源，可以视作英国世界格局主导地位的确立，以及对欧陆诸国的宪制建设路线的锁定的无意识反应。作为当时的欧陆第一大国——法国，意识形态一词首先出现在这里不是巧合。无论欧陆是否意识到英国对其发展天花板的限制，一种落入如来佛掌心的感受，必然是强烈的，而这种身陷囹圄之感，必然要求一种与之相对的反应。
法国大革命正是这种反应的表现。如果寻找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我相信原因万千，而且总会有一定的道理——原因在于这是对于已经发生之事的总结。但是，大革命与世界格局对法国宪制的影响之间的关系，也许可以给我们一种提示。
从某种角度来说，欧陆为代表的君主专制和英国为代表的君宪制之间的制度差异，在十七世纪终于君宪制发挥优势，这也使得法国在维持其自身宪制的路径上越发艰难，如果可以假设，即使没有大革命，法国的宪制仍然存在深刻危机——这里想强调的是：即使发生了大革命，却仍旧未解决法国自身的宪制困境（而这才是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之处）。
从价值与组织的颠倒关系来看，法国大革命是价值对组织进行创造的首次大规模实验。无疑，在理性时代中，观念（价值）远远多于组织，从成本上看，这种供过于求也是符合常识的，毕竟，一个组织的诞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一个人足以炮制出无数的观念。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观念，早已经产能过剩。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直到雾月政变为止，观念对组织的创造，所造成的破坏性结果震动了欧洲。
这里不拟讨论法国大革命，而是法国大革命作为观念对组织的反向塑造，打开了先例。从此，这一运动就一直持续下去，而且越演越烈，直到二十世纪末。而观念对组织的创造，从西欧开始向东蔓延，这个走势也符合一直以来欧洲宪制建设落差的方向。可以看到，德意志宪制要比法国呈现出更多意识形态的特点，而意识形态在俄罗斯的地位又甚于德意志。即使比较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仍旧可以发现，苏联要比德国更多地依赖意识形态才可以运转其政治体制。
几乎与法国大革命同时，在北美洲一个新的国家诞生，相较于当时的欧陆诸国，这个新国家与之非常不同，如果说她更像谁的话，倒是其母邦英国的女儿。之前说过，人类进入理性时代后，组织，再不由时间和传统缔造，而在多大程度上保有习惯法时代的传统，也就成为了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人类古老文明遗产的厚薄。英国是这份遗产的继承人，而美国又从英国那里得到了这份馈赠，很幸运，美国得到的远比她的欧洲亲戚更多。在一片新大陆上，用一百多年的时间，形成自治的传统，虽然，相较历史的漫长，一百多年不足一瞬，但是，对于必朽的人类来说，也足以形成一种传统。而这一传统将成为美国宪制最重要的部分。
无疑，美国文明体现了所有文明童年的一般经历：元气十足，天真勇敢，对于成熟的智慧不解为何物。而比较此时的欧陆，理性的发达足以解构其自身的文明——一如希腊文明的成熟阶段，却无法回归文明起点的生机与活力。美国的得天独厚，就在于时间与空间以及从母邦带来的宪制种子，而这是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可兼得的。
十八、十九世纪的殖民主义浪潮，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有着欧陆诸国在海外寻找其释放本国宪制压力出口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单纯的强国目的是不完整的。但是，殖民主义如同另一个打开的魔盒，无论欧洲的诸神之争有着什么样的结果，其文明的高度已经到达一定的标准；而在这个时候，引入其他的力量入局，比如广大的亚非拉殖民地，对诸神之争的走向将会产生难以估量的结果。
一战是这种理性不及之处的反噬，从某种意义上，欧洲主宰世界的时代就此落幕。而在欧洲之外的地区，旧神以另一种姿态开始了新的竞争，曾经欧洲的殖民地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吊诡的是，其观念资源更多的来自欧洲。而从观念与组织的角度来看，这些民族独立运动无不是继承了用观念创造组织的路径，就这一点而言，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欧陆文明演进的翻版，只是由于自身的文明传统，造成了不一样的宪制结果。
以亚洲来看，这里的国家主义由来已久，其宪制建设更倾向于极权主义，而在文明的积淀上，更类似于同样文明积淀薄弱的俄罗斯而不是德国；而在拉美，就没有亚洲这样深厚的国家主义传统，军人独裁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在非洲，这里的文明积淀更薄，无政府状态倒是一种普遍现象。
二战彻底摧毁了欧洲，而美国主宰世界秩序的行程，还要经历一场冷战才可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完成。美国的宪制建设在最大程度上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虽然，欧陆的成文法传统也被美国吸取，但是，美国宪制的底色更多的体现了经验主义的色彩。应该说，二战以及冷战的结束，对于美国的宪制建设具有里程碑似的影响，在此之前，美国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国家，她有意识地避免卷入旧大陆和其他地区的纷争，而二战——具体地说是太平洋战争——使得美国加入并开始主导世界体系。
从一战到二战再到冷战，欧美之外的地区，越来越少有空间决定自己的立场，换句话说，其自身的宪制路线被世界体系锁定，而且，这个体系越发地对这些国家的宪制天花板做出了更加具体的限定。如果说一战时中国尚且可以选择自己的阵营，而到了二战时就没有了选择，至于朝鲜战争时，身不由己的角色越发明显。
冷战的结束，是对那些前苏联阵营成员的解放，当然，问题永远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就不会知道你拥有了什么。历史的终结，其意义在于意识形态的终结，从某种角度来说，它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到苏联解体这一历史阶段中，由观念创造组织这一狂飙运动的终结。这一历史进程，使得观念更不容易被证否，即使有着大量的组织失败的例子，但是，观念的免疫系统，针对各种现实的失败总会制造各种“正轮”、“均轮”的理论——反正也没有什么成本。换句话说，站在经验主义的立场来看，法国大革命就是“观念创造组织”这一尝试的失败，但是，不是经验不能发挥作用，而是其中蕴含的宪制落差，使得低海拔对高海拔的革命，非到整体失败的程度不会停止。从法兰西帝国到纳粹帝国还是欧洲范围内的失败，而到苏联才是世界范围内的失败。在我看来，历史的终结，这其中政治甚至关于民主制度方面的因素并不突出（不知道为什么国内倾向将“历史的终结”视作鼓吹民主的胜利并予以“回敬”，当然，现实从不荒谬，荒谬只是情境模拟能力丧失的结果），倒是对进行了两百多年的理性主义狂飙运动的盖棺定论。
在进入21世纪之后，组织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又该如何摆放？上文说过，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对其他国家的宪制锁定越发精确，从这个角度来看，根据美国的宪制模式建立自己的宪制是最合理的选择。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或都愿意以美国的宪制为摹本（首当其冲的是美国的政治制度，或者说民主制度，对于这一点来说，在一些前宪政国家中对于民主的争论很激烈；实际上，在这种矛盾背后隐藏着世界格局方面的层次落差）。
如果考察过去四五百年的世界历史，欧洲主宰世界格局的事实，也就是欧洲——无论有意或无意——塑造世界其他地区宪制的过程。而这种要对不同文明的规范化，本身就有着内在的矛盾，文明的内核是无法同化的部分，而文明的内核又是其自身宪制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本身就是文明的减法，如果全球化成功，那么，同化的过程必定残酷。
对于文明的划分各种各样，而当前主导世界格局的美国，其代表为基督教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所有非基督教文明——包括伊斯兰教以及世俗主义——都极难融入世界格局之中。而今天的世界格局，在某种程度上，将组织与价值重新黏合在一起，虽然，这种黏合并不非常牢固，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观念创造组织”的拨乱反正。而对于无法融入世界格局的文明来说，对于世界格局的拒绝，在行为上也就意味着对世界格局（可以简单地认为是民主制度，虽然，实际上要比制度更多）在组织与价值上的双重否定。换句话说，在这些无法同化的文明中，组织与观念，都以一种背反或无关世界格局的方式展开，而至于在这些文明的内部，组织与观念的关系如何，已经成为不重要的事情，因为在这些文明中，对于世界格局的冲击，已经被世界格局限定在一个危害性极小的范围内，换句话说，对世界格局的反抗对于自身造成的损害远大于对世界格局的。
如果说，组织与价值，谁生成了谁，曾经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而在今天，这已经成为了一个不甚重要的问题，原因在于，对于经历过二十世纪的人们来说，也许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世界格局更替的时代，人们已经没有在价值中生活的经验。新旧格局的交替，使得人们在21世纪获得了一种重拾价值的可能，虽然，这并非世界的全部地区，但是，这毕竟是一种可能。而在我们与这种可能之间，横亘的是看不见的天花板……
[FONT=黑体]写于2015年6月16日下午阴
[FONT=黑体]责任编辑：令狐冲
[FONT=黑体]http://www.21ccom.net/articles/thought/zhongxi/20150618125913_all.html
[FONT=黑体]组织与价值
[FONT=楷体_GB2312]平中要
[FONT=黑体]摘要：对于一个人类组织来说，自然法，就是人类原初的价值，它是价值之源，它产生于组织本身，在时间的沉淀中逐渐被人类发现。从自然法到习惯法的过渡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过，这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如果承认时间对地球面貌的塑造常常使人有一种上帝为之的惊叹，那么，对于时间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却视而不见，甚至丝毫未将两者联系起来的做法，就显得有些不合逻辑。很显然，人类的思维认知不完全建立在逻辑上，但是，有一些思维模式要比另一些更不利于人类认识自身。比如说，坚信人类创造了自身，而这种创造源于人类理性的设计。
人类社会的存在时间，比起人类发现自身理性能力的时间不知超过了几十万年，如果认为人类的原始时代是一种缓慢、停滞、蒙昧、野性的状态，恐怕这并非原始时代的全部内容。时间加之于人类祖先的影响，一如时间托起一座山脉或开凿出一条河流，很可能，我们的祖先尚未开发出今人推崇的理性能力，使得原始人更虔诚地墨守看不见的神圣法则，而正是这一点，让人类生存了下来——如果人类过早地发明了理性，说不定我们已经被核战争毁灭不知几次了。
如果我们的想象力尚属一般，那么，不难想象，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组织，先于一切存在。人类生存，必须依靠组织形态，这一点在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前就已经存在了。无法确切地将人类祖先与其灵长类的近亲，在组织形态上作出严格区分。甚至在人类祖先走上不同的进化之路时，在组织形态上也并不明显，而所谓这一进化时刻，很可能这一时刻延续了几万年甚至十几万年。人类的弱小也许保证了人类更多的依赖组织，在这一点上，倒是人类的幸运。
无法知晓人类信仰的起源，不过，列维纳斯在《野性思维》中指出原始思维的同构性，换句话说，人类信仰的倾向可能要追溯到人类出现之前的生存状态中，目前没有资料表明灵长类族群有类似信仰的行为，因此，在人类进化与信仰之间的联系只能是一种猜测。但是，在人类原始社会的历史中，信仰，占据了主要甚至最主要的内容，它使得人类族群区别于其他的种群。这个过程漫长到超过人们的想象，但是，这个过程中诞生的并不仅仅是使用火、创造语言、发明工具、狩猎、耕种……其中最伟大的发明——当然，不是人类发明，而只能说是人类发现的——就是自然法。
对于一个人类组织来说，自然法，就是人类原初的价值，它是价值之源，它产生于组织本身，在时间的沉淀中逐渐被人类发现。从自然法到习惯法的过渡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过，这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理论上说，由于组织的差异，自然法，也会内容各异，但是，不要高估人类的差异性，在族群生存为上限，人类的本能为下限的区间中，自然法，被限定在一个浮动不大的范围内。或者说，自然法，仍旧有着普遍性，即使，人类对差异的敏感和夸张可能掩盖了这一点。
可以想象，对于原始部落而言，首领，身兼多种职责，宗教、军事、治理等等功能于一身，而在自然法被发现之后，对于自然法的解读和执行就是首领最重要的身份，在后来的发展中，军事、治理等等功能可能被分离出去，祭司，成为了一个专职，而且在组织中拥有最重要的地位。
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组织的碰撞中，自然法，本身在做着减法，这也是自然法在普世向度上越发接近的原因之一。不得不说，在自然法的战争中，我们不知道我们错失了什么样的美好，当然，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避免了什么样的恐怖，无论如何，任何一种自然法，都标志着一种宪制文明，而能发展到自然法阶段，此文明已经经历了足够长久的时间，作为人类进化实验的一部分，任何一种宪制文明都是弥足珍贵的样本，而这样的样本灭绝，都是人类的莫大损失。
想象这样一个阶段，在组织的博弈足够久之后，任何一个组织都无法轻易消灭另一个组织，一个合作的时代到来了，也就意味着，进入了一个自然法博弈的时代，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宪制博弈的时代，诸神的战争开始了。
组织的竞争，也变成了价值竞争，这其中的转换倒是值得一提。组织与价值的融合，是人类文明的特点之一，虽然，暴力所造成的文明的毁灭，往往让人以为暴力才是世界的主人，其实不然；暴力也只是组织的仆人，甚至不是它最得力的仆人。组织与价值的融合，一方面说明人们已经从混沌中发现了文明的秩序；另一方面，人们认识到，维持组织的运转，不能任由其自由发展，而是必须从发现的秩序中总结出一套价值体系，然后，对这一价值的坚持，使得组织可以继续运转。不得不说，在组织与价值之间的联系，是无法用理性主义的方法认识的，理性主义的因果关系无法支持组织与价值之间的联系，而只有经验主义才可以总结出这种联系。
从组织之争到价值之争，从某种角度上说，这是文明的进步，虽然，这种“Fair Play”大约限制在相仿的组织中，这一点可以参考古希腊联邦。当然，在组织差异很大的情况下，价值的冲突与组织的差异变成了一回事。
虽然，价值的冲突往往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但是，组织的差异——也是不同文明的宪制差异——才是其中的关键，诸神之争，人类本身倒像是棋盘上的棋子。
如果人们忘记了组织是如何成为今天的样子，那么，牢记组织所形成的价值，就成为了其组织中人们的天命；而忘记、放弃甚至反抗价值的行径，无论出于无意还是自觉，都是自取灭亡的行为。
波希战争使得雅典的价值成为了更可欲的价值，也成为了希腊联邦的普世价值，回顾伯利克里的“阵亡演讲”，可以感觉到，雅典的民主更像是雅典的原子弹，实际上，这种比附是合理的，价值作为组织的抽象原则，本身就有国本的意味，它统摄着组织中有形与无形的资源，战争的胜利要归于国本的确立，而不仅仅是军事战略与技术。
帝国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事件，组织，不再取决于时间的沉淀，其所属的空间、人口、种族的庞大，使得仅仅凭借曾经从组织中发现价值的方法，无法匹配帝国的运转。罗马帝国是人类帝国试验的标本，如何在帝国中进行统治，罗马的法治建设，从某种意义上是对从自然法到习惯法这一悠久历史传统的颠覆，[FONT=黑体]成文法的出现，彻底将人类从法的发现者变成了法的发明者。这一位置的转化，将会对未来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相对于罗马帝国的建立，罗马的陨落其意义更加重大，无疑，罗马帝国的解体是帝国组织与价值的双重陨落，但是，比这个更重要的是：组织与价值的分离。罗马帝国的出现，是对之前人类文明遗产的继承，在此之前，人类的组织和价值从来是一体的，即使在帝国时代，这两者依然以最大的可能联系在一起。而罗马帝国的解体，释放出帝国的创造者、维护者和毁灭者都未曾预料到的结果，组织与价值从此分道扬镳。上文说过，罗马的成文法是对习惯法的革命，而在这背后，却是对人类文明演进模式的革命：用理性主义替代经验主义。
这个源头需要追溯到柏拉图那里，如果轻视了柏拉图哲学对西方文明的影响，那么，很容易模糊西方文明的演进路线，柏拉图是一个观念的发明者，这本身逾越了一个“发现者”的本分。从某种角度来说，希腊文明到达柏拉图这里，已经走上了解构之路，这是一个文明的智慧熟透的表现。在罗马共和国时代，以及帝国时代，其文明都未到达希腊文明的高度，这恰恰倒是阻止或减缓了罗马自我解构的速度。
从罗马帝国之后，人类的组织再无丰足的时间培育其成长，而价值也不再需要组织这一实体才可以生存。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此，时间、传统和经验再不护佑自以为智慧的人类，而人们必然要在自己发明的牢笼中受尽煎熬。人们即将进入的这一历史阶段，如果可以命名为理性时代的话，那么，理性时代的组织，从某种意义上几乎都是人为的产物。
【这里需要思考的是：哈耶克所说的“自生自发秩序”，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成立？首先，我同意哈耶克的这一概念，但是，我认为如果在公元后的历史中去发现一种“自生自发秩序”，只能是相对而言。无疑，哈耶克的这一概念本身，就以欧洲——具体地说是西欧，甚至仅仅英岛——历史为摹本，相对于欧洲以外的地区，这种“自生自发秩序”更多的是一种特殊主义而非普遍主义的。如果将同时代的文明与欧洲文明对参，只能说，欧洲文明同样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其历史的传统，而这一点在其他文明中也是普遍的，不同的只是不同文明的传统不一样而已。简单来说，在欧洲（主要是西欧）从来没有出现过波斯帝国、中华帝国这样的大一统政权，非常明显，所谓传统，不可能是一种从未存在过的经验，而对于欧洲来说，其幸运不在于其拥有了什么，而在于不曾拥有什么。欧洲的文明发展不会步这些大一统帝国的后尘，也因此，使得自治（而这其中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习惯法的灵魂）成为未能中断的传统。如果简单粗暴地说，在罗马帝国陨落后，欧洲文明回归零点，而欧洲的零点至少要比中华帝国的零点纯粹，正是因为习惯法的遗产。
在理性时代的开端，各种组织互相竞争，很显然，欧洲的组织在与其他文明的竞争中并不占有优势，比如说在欧洲的中世纪，中华帝国显现了对欧洲的普遍优势；即使在欧洲，君主专制和立宪制之间的组织竞争，前者也一直保持领先，倒不如说，以英国为代表的君宪制是在经验中逐渐显现出优势（这种优势不能完全归于侥幸，而不得不说，其依靠经验主义的传统，在理性不及的地方使其对欧陆的优势逐渐显现）。而即使以英国的宪制为蓝本，只能说，它比其他组织保留了更多自生自发的因素，而与上古时代那种历经几万年形成的组织，仍旧有着质上的差异。】
在罗马帝国没落后，教会成为了唯一的组织保存者，应该说，早在帝国的严冬到来之前，教会就在做着过冬的准备，而帝国的严冬，就注定了教会的组织与价值将成为帝国废墟上的主宰。
经过中世纪，教会的权力在世俗权力的成长中受到挑战，这个过程长达千年，而世俗权力的组织形态，是在罗马帝国的组织消失殆尽后的萌芽，有趣的是，这些世俗权力的组织雏形，更多地依靠其部落的习惯法而非罗马的成文法，从经验来看，习惯法一如野草，是无法被人为的烧荒毁灭的；而成文法则是人工温室的花草，在精心培育下的量产，却完全可能因为意外的因素颗粒无收，甚至彻底灭绝。
应该说，天主教对于欧洲大陆的影响之深，在未来的诸神之争中会有所体现。英国成为未来的世界帝国，在某种意义上，也与地缘优势有关，教会的力量对英岛的渗透远不如大陆那样深厚，而即使如此，天主教与新教的争锋本身也是英国宪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它已经不是单纯的宗教之争。换句话说，如果新教未能成为英格兰国教，那么，英岛很可能会步欧陆的后尘。
从君主国到民族国家相对来说倒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相较于英岛，在欧陆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要困难得多，欧陆的组织多样化，使得对于一些国家来说，若要建立民族国家，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承受的。这些民族和地区，本身就是处在多权力重合的模糊地带，若要清晰划分其共同体边界，根本就是一件自身无法完成的任务。
在英国逐渐成为世界帝国之后，其对欧陆的组织落差逐渐显现，英格兰的宪制建设，成为了英帝国的世界模型，而这一世界模型锁定了欧陆诸国——更无论世界其他地区——的宪制建设。
伴随着民族国家的诞生，一场观念的争锋也就此展开。上文说过，在进入理性时代后，价值与组织相分离，甚至，价值已经不由组织生成，相反的是，[FONT=黑体]价值开始创造组织。而这才是理性时代的最为突出的特点，组织已经与时间和传统无关，它可以由价值创造。【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我们将组织所诞生的价值称之为“价值”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将理性时代中，[FONT=黑体]与组织分离的价值重新命名，我倾向于将这种价值命名为“观念”。】
其实，已经有更贴切地名词来描述这一人造价值，名为：Ideology。直译为观念科学，而耳熟能详的译法则是：意识形态。考古“意识形态”的起源，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要将欧洲宪制作为一个大背景来观察，也许可以得出如此结论：意识形态的起源，可以视作英国世界格局主导地位的确立，以及对欧陆诸国的宪制建设路线的锁定的无意识反应。作为当时的欧陆第一大国——法国，意识形态一词首先出现在这里不是巧合。无论欧陆是否意识到英国对其发展天花板的限制，一种落入如来佛掌心的感受，必然是强烈的，而这种身陷囹圄之感，必然要求一种与之相对的反应。
法国大革命正是这种反应的表现。如果寻找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我相信原因万千，而且总会有一定的道理——原因在于这是对于已经发生之事的总结。但是，大革命与世界格局对法国宪制的影响之间的关系，也许可以给我们一种提示。
从某种角度来说，欧陆为代表的君主专制和英国为代表的君宪制之间的制度差异，在十七世纪终于君宪制发挥优势，这也使得法国在维持其自身宪制的路径上越发艰难，如果可以假设，即使没有大革命，法国的宪制仍然存在深刻危机——这里想强调的是：即使发生了大革命，却仍旧未解决法国自身的宪制困境（而这才是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之处）。
从价值与组织的颠倒关系来看，法国大革命是价值对组织进行创造的首次大规模实验。无疑，在理性时代中，观念（价值）远远多于组织，从成本上看，这种供过于求也是符合常识的，毕竟，一个组织的诞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一个人足以炮制出无数的观念。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观念，早已经产能过剩。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直到雾月政变为止，观念对组织的创造，所造成的破坏性结果震动了欧洲。
这里不拟讨论法国大革命，而是法国大革命作为观念对组织的反向塑造，打开了先例。从此，这一运动就一直持续下去，而且越演越烈，直到二十世纪末。而观念对组织的创造，从西欧开始向东蔓延，这个走势也符合一直以来欧洲宪制建设落差的方向。可以看到，德意志宪制要比法国呈现出更多意识形态的特点，而意识形态在俄罗斯的地位又甚于德意志。即使比较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仍旧可以发现，苏联要比德国更多地依赖意识形态才可以运转其政治体制。
几乎与法国大革命同时，在北美洲一个新的国家诞生，相较于当时的欧陆诸国，这个新国家与之非常不同，如果说她更像谁的话，倒是其母邦英国的女儿。之前说过，人类进入理性时代后，组织，再不由时间和传统缔造，而在多大程度上保有习惯法时代的传统，也就成为了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人类古老文明遗产的厚薄。英国是这份遗产的继承人，而美国又从英国那里得到了这份馈赠，很幸运，美国得到的远比她的欧洲亲戚更多。在一片新大陆上，用一百多年的时间，形成自治的传统，虽然，相较历史的漫长，一百多年不足一瞬，但是，对于必朽的人类来说，也足以形成一种传统。而这一传统将成为美国宪制最重要的部分。
无疑，美国文明体现了所有文明童年的一般经历：元气十足，天真勇敢，对于成熟的智慧不解为何物。而比较此时的欧陆，理性的发达足以解构其自身的文明——一如希腊文明的成熟阶段，却无法回归文明起点的生机与活力。美国的得天独厚，就在于时间与空间以及从母邦带来的宪制种子，而这是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可兼得的。
十八、十九世纪的殖民主义浪潮，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有着欧陆诸国在海外寻找其释放本国宪制压力出口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单纯的强国目的是不完整的。但是，殖民主义如同另一个打开的魔盒，无论欧洲的诸神之争有着什么样的结果，其文明的高度已经到达一定的标准；而在这个时候，引入其他的力量入局，比如广大的亚非拉殖民地，对诸神之争的走向将会产生难以估量的结果。
一战是这种理性不及之处的反噬，从某种意义上，欧洲主宰世界的时代就此落幕。而在欧洲之外的地区，旧神以另一种姿态开始了新的竞争，曾经欧洲的殖民地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吊诡的是，其观念资源更多的来自欧洲。而从观念与组织的角度来看，这些民族独立运动无不是继承了用观念创造组织的路径，就这一点而言，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欧陆文明演进的翻版，只是由于自身的文明传统，造成了不一样的宪制结果。
以亚洲来看，这里的国家主义由来已久，其宪制建设更倾向于极权主义，而在文明的积淀上，更类似于同样文明积淀薄弱的俄罗斯而不是德国；而在拉美，就没有亚洲这样深厚的国家主义传统，军人独裁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在非洲，这里的文明积淀更薄，无政府状态倒是一种普遍现象。
二战彻底摧毁了欧洲，而美国主宰世界秩序的行程，还要经历一场冷战才可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完成。美国的宪制建设在最大程度上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虽然，欧陆的成文法传统也被美国吸取，但是，美国宪制的底色更多的体现了经验主义的色彩。应该说，二战以及冷战的结束，对于美国的宪制建设具有里程碑似的影响，在此之前，美国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国家，她有意识地避免卷入旧大陆和其他地区的纷争，而二战——具体地说是太平洋战争——使得美国加入并开始主导世界体系。
从一战到二战再到冷战，欧美之外的地区，越来越少有空间决定自己的立场，换句话说，其自身的宪制路线被世界体系锁定，而且，这个体系越发地对这些国家的宪制天花板做出了更加具体的限定。如果说一战时中国尚且可以选择自己的阵营，而到了二战时就没有了选择，至于朝鲜战争时，身不由己的角色越发明显。
冷战的结束，是对那些前苏联阵营成员的解放，当然，问题永远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就不会知道你拥有了什么。历史的终结，其意义在于意识形态的终结，从某种角度来说，它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到苏联解体这一历史阶段中，由观念创造组织这一狂飙运动的终结。这一历史进程，使得观念更不容易被证否，即使有着大量的组织失败的例子，但是，观念的免疫系统，针对各种现实的失败总会制造各种“正轮”、“均轮”的理论——反正也没有什么成本。换句话说，站在经验主义的立场来看，法国大革命就是“观念创造组织”这一尝试的失败，但是，不是经验不能发挥作用，而是其中蕴含的宪制落差，使得低海拔对高海拔的革命，非到整体失败的程度不会停止。从法兰西帝国到纳粹帝国还是欧洲范围内的失败，而到苏联才是世界范围内的失败。在我看来，历史的终结，这其中政治甚至关于民主制度方面的因素并不突出（不知道为什么国内倾向将“历史的终结”视作鼓吹民主的胜利并予以“回敬”，当然，现实从不荒谬，荒谬只是情境模拟能力丧失的结果），倒是对进行了两百多年的理性主义狂飙运动的盖棺定论。
在进入21世纪之后，组织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又该如何摆放？上文说过，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对其他国家的宪制锁定越发精确，从这个角度来看，根据美国的宪制模式建立自己的宪制是最合理的选择。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或都愿意以美国的宪制为摹本（首当其冲的是美国的政治制度，或者说民主制度，对于这一点来说，在一些前宪政国家中对于民主的争论很激烈；实际上，在这种矛盾背后隐藏着世界格局方面的层次落差）。
如果考察过去四五百年的世界历史，欧洲主宰世界格局的事实，也就是欧洲——无论有意或无意——塑造世界其他地区宪制的过程。而这种要对不同文明的规范化，本身就有着内在的矛盾，文明的内核是无法同化的部分，而文明的内核又是其自身宪制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本身就是文明的减法，如果全球化成功，那么，同化的过程必定残酷。
对于文明的划分各种各样，而当前主导世界格局的美国，其代表为基督教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所有非基督教文明——包括伊斯兰教以及世俗主义——都极难融入世界格局之中。而今天的世界格局，在某种程度上，将组织与价值重新黏合在一起，虽然，这种黏合并不非常牢固，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观念创造组织”的拨乱反正。而对于无法融入世界格局的文明来说，对于世界格局的拒绝，在行为上也就意味着对世界格局（可以简单地认为是民主制度，虽然，实际上要比制度更多）在组织与价值上的双重否定。换句话说，在这些无法同化的文明中，组织与观念，都以一种背反或无关世界格局的方式展开，而至于在这些文明的内部，组织与观念的关系如何，已经成为不重要的事情，因为在这些文明中，对于世界格局的冲击，已经被世界格局限定在一个危害性极小的范围内，换句话说，对世界格局的反抗对于自身造成的损害远大于对世界格局的。
如果说，组织与价值，谁生成了谁，曾经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而在今天，这已经成为了一个不甚重要的问题，原因在于，对于经历过二十世纪的人们来说，也许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世界格局更替的时代，人们已经没有在价值中生活的经验。新旧格局的交替，使得人们在21世纪获得了一种重拾价值的可能，虽然，这并非世界的全部地区，但是，这毕竟是一种可能。而在我们与这种可能之间，横亘的是看不见的天花板……
[FONT=黑体]写于2015年6月16日下午阴
[FONT=黑体]责任编辑：令狐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