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NT=黑体]足球迷与新欧洲的后民族认同*
安东尼·金
安东尼·金
导言
随着欧盟日益成为更形重要的政治和经济现实，有关欧洲认同发展的讨论广为传布。特别是超民族认同的问题，已成众多论者关切的中心，这种认同要将现代的民族归属提升为更高的、泛欧层次的归属。各种理论家执意认为，欧洲人需要一种统一的超民族认同，以便克服所谓“民主的缺陷”（比如，Chryssochoou 1996; Schmidt 1995）；而另一些人则视这种超民族主义的发展为一种危险的、潜在地是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比如，Touraine 1994; Balibar 1991; Habermas 1993; Derrida 1992; Delanty 1995, 1996; Pietersee 1991; Morley and Robins 1990; Bance 1992）。然而，不管这些理论家所表达的真实关切如何，新欧洲与其说带来了超民族主义，不如说它更可能被一套交叠的主权和忠诚勾画出轮廓线，这套主权和忠诚是介于转型的民族国家[1]，崭露头角的超国家机构（比如欧洲委员会和多国公司），和以地区为基石的机构和城市之间的，其局面之复杂，用“新中世纪状态”（new medievalism）这个词模拟其象，不为无益（Woever 1995）。与这些交叠的政治和经济网络相呼应，新欧洲的文化认同可能会同样复杂而相互重合。在新欧洲，“后民族”认同可能不是由整一的超民族主义所构成，而是由不停转换的文化认同所构成，这些认同相应于同时将个体整合到自身当中的不同的、相互竞争的关系网络。特别是，三大关键层面的认同与政治和经济关系，亦即地区、国家和超国家，它们在新欧洲的重要性正与日俱增，承认这一点非常要紧（参见Smith 1992; Weiler et al. 1995; Tassin 1992; Schlesinger 1994）。尤为可能的是，地区以及特别是某些大城市，将成为新欧洲最重要、最富活力的基本单位（Castells 1998: 380-1; 1994: 23; Ohmae 1993: 80），继而，后民族认同中的最重要元素将是对特定城市的地区或本地的归属。
虽然许多论者都会赞成这一三个层级的欧洲观，会把当代认同看作是民族的、超民族的和地区或城市的认同的复杂混合，但是，这些认同以什么方式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被重新发明出来，对此还很少见到翔实的经验和民族志研究。然而，一种差强人意的欧洲转型社会学需要详尽的民族志研究[2]。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本文集中关注曼彻斯特联队球迷的特定网络对欧洲俱乐部足球运动的消费，以期突出显示“后民族”意识在具体情境中的潜在发展。对于分析这些新兴的认同，欧洲俱乐部足球运动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点，因为它是一个公共舞台，城市的、地区的和民族的认同都在上面生动地表现出来，不同城市和地区之间的关系也得到清楚的表达。这项研究的焦点，球迷团体，由几乎清一色男性的曼联拥趸的网络所组成，他们也是曼联支持者的中坚力量，尤其是在1990年代；他们大多数住在曼彻斯特或它的周边地区。他们是两大球迷杂志——《联合就是力量》（United We Stand）与《红魔周刊》（Red Issue）[3]——的制作者和主要消费者，也是创办曼联球迷独立协会（Independent Manchester United Supporters’ Club, IMUSA）的核心，该协会尤其在防止天空电视台收购曼联中发挥作用之后，更是成为就与球迷相关的事务游说俱乐部、政府和媒体的卓越组织。过分强调这个球迷网络的同质性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它内部，不同的松散群集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特别说来，在这个男性化的团体里，有一种模糊的分割，一边是卷入了IMUSA的球迷，另一边是曼联足球流氓帮会（hooligan firm）中的一部份，或跟它很亲近。然而，不管在特定问题上会浮出水面的潜在差异，这些男人之间确实存在着共享文化和见解的现实领域。起因于1980年代某些球迷团体之间所谓的“时尚战争”（参见Redhead 1991; Allan 1989），这个网络中的球迷几乎非“休闲的”特制服装不穿；不像1990年代才被吸引到足球运动里来的新球迷，他们与批量生产的球服已经成了同义词（参见King 1998: 第12、14章）。除了穿戴这些昂贵的服饰之外，这些球迷还在场地上唱歌，随时准备为保卫他们的荣誉而战，以此展示他们的男子气概（或地位）（参见King 1997, 1998: 第12章）。而且，他们还有对足球运动商业化的共同排斥，那种商业化正在扼杀这些人通过集体歌唱和庆祝表达与他们团体中其他人的连带感的能力。很显然，在对如此小规模的群体从事如此详尽的、“个案式的”*探究时，不可能说清楚，这样小的球迷群体里的认同的重新商谈（re-negotiation），是不是全欧各地平行发生的一种现象，虽然看起来很可能相同的过程在其他地方也在进行。但是，恰恰只有通过翔实的民族志，通过它们烛显个人在具体环境中实际上是如何重新商谈他们的认同与社会关系的，有关欧洲认同的性质问题的命题才不会只是武断肯定的东西[4]。
想象的共同体，发明的传统：地区认同的建构
阿帕杜莱（Appadurai）在他新近对后福特主义世界里的认同建构的分析中，借鉴并扩展了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1990）的概念，来考察在这个焕然一新而又常常令人困惑的环境中，各种共同体——而不单是民族共同体——赖以形成的不同方式[5]。特别地，阿帕杜莱探讨了本地（locality）这个概念相对于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创造想象的共同体的重要意义。有意思的是，阿帕杜莱宣称，在现代工业时代很典型的商品拜物教，已经被全球的、后福特主义时代中的新形式的产品与消费者拜物教取代了（Appadurai 1994: 306; 亦见1996: 41-2）。在阿帕杜莱那里，产品拜物教指的是“由对地点（locus）的当代跨国生产所制造出来的幻象，它在本地的方言和奇观之中，掩盖了跨地方的资本，和跨国的利润的流动”（Appadurai 1994: 306）。多国资本让自身坐落在某些本地，从本地汲取认同，以便掩饰它的全球的无个性特征（anonymity）。虽然阿帕杜莱也许夸大了全球势力把自己隐蔽成本地的这种阴谋性质，他的分析还是具有启发性的，因为他继安德森（以及霍布斯鲍姆和兰格1983）之后，表明了共同体在面对新发展的时候是持续地重新发明和重新想象的。场所（locales）不能被想成是不证自明的地点（place）。表面上显而易见的地理空间——地区或城市——并不决定从中生出的社会网络的类型，而场所也并不先于这些关系而存在。相反地，一个本地的地理空间只有当处于特定社会网络中的个人赋予该场所以重要性的时候，它才是使行动充满活力的富含意义的场所。“场所”成为社会网络的象征；它是由特定群体就该社会群体的性质所发展起来的共享见解，这种共享见解被群体成员用来维持和调节彼此间关系，并指示适当的行为方式。场所渐渐体现了群体的中心见解，充当了一种公共文化资源，靠着它，群体成员被要求遵守秩序。这些新形式的本地城市意识或地区意识的浮现，是随着全球资本绕开了民族国家，把欧洲版图重构为一种新的、等级化的、日益自主的城市的网络，而与地区和城市在新欧洲渐增的重要性相关联的。
正如阿帕杜莱和安德森所启发的，如今很让男性的曼联球迷着迷的曼彻斯特场所的概念，是在1990年代的具体语境下显现出来的，它主要不是指出生或居住在曼彻斯特，尽管这肯定不是无关的，但更多指的是采纳这个群体的根本的生活实践形式，如穿特制服装等，这些被看成是举止得当的曼城人特有的。于是，有许多住在曼彻斯特的球迷，由于他们不符合这个群体早在1990年代就已采用的消费形式，他们不属于这个男人们的“场所”。还有其他许多球迷，他们不是曼城人，无论按出生地或按居住地都不是，但是由于他们确确实实接受了这些男人们的生活实践，并通过支持曼联队而融入其中，他们是这个网络的一部份[6]。曼彻斯特在这些男人的想象中具有越来越高的地位，以至于这个城市经常被用作一个公共象征，球迷们援引它来界定他们与他人相处的适当行为；这种城市地位是与足球界和更广阔社会的转型中的经济环境内在相关的。这样，就在这些男人们赋予曼彻斯特的增加的重要性中，一种新型的后民族认同的轮廓开始可以描绘了，这种认同突出地区或本地城市的利益和归属甚于民族的利益和归属。
新欧洲的足球运动
虽然这个球迷网络的特殊文化的产生，有着极为广阔的历史背景，比如，1950年代之后英国传统工人阶级的分解，以及向一种后福特主义居住模式的转变等，但是造成这个群体特殊社会实践和信仰的直接背景，是1990年代英格兰和欧洲足球运动的转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曼联在国内联赛的统治地位及俱乐部惊人的商业化[7]。作为曼联在英格兰的财力和足球竞技上的统治地位的一个结果，这十年来，特别是自从过去几年里欧洲足球的总量大幅增长以来，该俱乐部日益紧密地整合到欧洲足球运动之中。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欧足联（Union of European Football Association, UEFA）受到欧洲传媒集团和欧洲大城市的俱乐部[8]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扩充欧洲竞赛；结果，1991-92赛季，欧足联扩大了欧洲冠军杯，使它包含了一种联赛的格局，随后成为“冠军联赛”。这一联赛格局在1997年进一步扩充，把特定的几国联赛的亚军也包含进来；1999年再度扩军，那几个竞技成绩优秀（而且电视观众充足）的国家（英格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获准让它们国内联赛的第三名甚至第四名的球队参加冠军联赛。这一扩军把比赛数目翻番，大多数甚至只是中等水平的球队都有机会在欧洲参与竞技；人们合理而普遍地相信，这一向联赛体制的扩充尚未完成。与此同时，欧洲优胜者杯和欧足联杯合并，造就一种远为壮大的竞赛。许多人相信，真正的欧洲超级联赛而今是“势在必行”了，它会像国内联赛的形式那样，欧洲球队整个赛季每周打一场比赛。不能确定这样一种联赛是不是会在某个时候出现，但进一步扩充目前的准联赛体制确实可以肯定。
欧洲大城市的俱乐部之间的联系日增，它们在足球场上相逢的频率也见长，这种相逢，有全欧洲数以百万计的人通过电视在观看：这是欧洲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纯粹商业的层面上，欧洲最大的俱乐部和传媒之间，大的国际性传媒集团诸如新闻集团，基尔希集团，意大利电视网Mediaset及法国Canal +电视台之间，所发展起来的那些网络，把整个欧洲连在一起了。然而，既然足球并非只是通常意义上的一种生意，而是表达认同和团结的一个舞台，那么，欧洲最大的足球俱乐部之间的纽带的强化，就使欧洲认同成了问题并使这个问题凸现出来。周中晚上播放的比赛表达和表现了不同地区和城市之间的对抗，也凸显了这些城市的经济和象征地位。格尔茨认为巴厘人的斗鸡是一个舞台，在那里巴厘人讲述了他们自己的一个故事，并表达了他们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Geertz 1973）；与此相似，欧洲打算通过欧洲俱乐部足球比赛讲述的故事也是这样。正如格尔茨的斗鸡一样，通过欧洲俱乐部足球比赛，俱乐部、球迷和主办者表达了他们对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理解，甚至是创造了这些关系。欧洲足球向人们展示，在新欧洲，哪些城市（和地区）财力雄厚，哪些又处在边缘。1990年代里欧洲最大的足球俱乐部之间整合的加强，对曼联的男性支持者网络的社会关系和认同有着显著影响。特别是，它彰显了欧洲城市间越来越密切而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是欧洲一体化的基本面相之一，当个人意识到他们的利益越来越跟他们所在的城市或地区相联，而不是和民族国家相联的时候，城市间竞争就造成了地区和城市认同的表达。
球迷与新欧洲
欧洲意识的发展
1990年代欧洲俱乐部足球运动的发展，十分明显地为这些球迷提供了更频繁地体验欧洲的机会。这一点对作为本研究基础的那些男性球迷尤为重要，因为欧洲赛事的客场之旅被认为是可以获得的最佳形式的足球之旅，对这个群体的拥趸起了关键作用。欧洲的客场赛事为这些球迷提供了几天时间，他们一起待在陌生然而可能令人兴奋的外国城市里，把他们的庆祝仪式也延伸到那里。确实，在前往慕尼黑的途中，有个球迷谈到，曼联的许多男性拥趸，他们是1980年代俱乐部支持者的中坚分子，主要由于他们的暴力行为，他们除了去欧洲客场之外已经没有比赛可看，因为他们发现，老特拉福德球场无法忍受他们，限制他们入场，而且座位的安排也是约束人的（克里斯，田野笔记，1998年9月30日）。于是，男球迷就把欧洲之旅当作他们能够得到的最“激情昂扬的”时机，强调“从每一次旅行当中感受到的亢奋”（Chilton et al. 1997: 3-4）
[FONT=楷体_GB2312]在欧洲追随你的球队是一次教育，而且像吸毒一样……你只想要得再多一点，不断地造访一些国家，在那里，许可的法律意味着，你一天只能喝二十四小时的酒。（Chilton et al. 1997: 5）
既然欧洲客场之旅被看作是球迷可得的最好的支持体验，曼联的男球迷自会抓住冠军联赛扩军和曼联战绩上佳所提供的机会，遍游欧洲。结果，他们越来越熟悉欧洲许多较大的城市。这种对欧洲城市的日增的熟识，在1970和1980年代都要困难得多，即便对像利物浦这样在欧洲竞赛中非常成功的俱乐部也是如此，这是由于当时欧洲杯的淘汰赛体制。这些曼联球迷对欧洲所拥有的知识可能指向男人感兴趣的狭窄范围，围绕着酒吧和俱乐部转（虽然确实并不尽然）[9]，但是在他们中间仍然有日渐增长的欧洲及其城市的意识，也有对欧洲交通系统的复杂知识。
[FONT=楷体_GB2312]球迷跑到一个外国城市，在那儿呆上三天，你肯定会学会某些东西。那些场场不落的球迷，他们累积起来真是有很可观的一串客场之旅。他们已经成了我们现在所称的欧洲公民。他们在所有大都市里都住得轻松自在，了解不同的文化，在一个地方你可以搞女人，换个地方就不行。那是个社会化过程，非常新鲜。（理查德·库尔特，私人访谈，1998年5月12日）
再者，比赛数量的增加，使得球迷开始发展与其他球迷的联络。例如，理查德·库尔特提到，曼联球迷与其他俱乐部——如尤文图斯——的球迷之间，一种暴力性敌对状态正露出苗头（理查德·库尔特，私人访谈，1998年5月12日）；而迈克·亚当斯则提到，曼联球迷正和费恩诺德球迷发展出相似的关系（私人访谈，1998年5月15日）。值得注目地，对这个网络中的有些球迷来说，欧洲旅行的扩展已经让他们对欧洲的某些城市太过熟悉了。安迪·米登强调，他原来只能梦想着观看曼联对阵尤文图斯或在诺坎普对阵巴塞罗那，但在过去几个赛季里这些球队交锋数次之后，去巴塞罗那或都灵的那种“亢奋”已经消退了；他总结说，“熟悉导致轻视”（安迪·米登，私人访谈，1998年4月30日）。关键在于，如果球迷们打算花费不菲的钱财，旅行观看他们球队的比赛，他们将会更情愿去造访一些新城市，而不是回到熟悉的目的地。尽管这些男球迷认为对某些目的地的熟悉导致轻视，但他们依然把欧洲客场之旅看成是“平凡生活沙漠里的绿洲”（迈克·亚当斯，1998年5月15日），原因在于，虽然到巴塞罗那不再能够激起一度存在的兴奋感，但这肯定被认为要比到国内联赛的客场有吸引力得多，部分因为它为球迷彼此欢庆提供了更多时间。其他球迷认为，不光是扩大的旅行机会增加了曼联球迷对欧洲的熟悉，而且欧洲足球越来越发达的电视转播也造成对欧洲联赛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理查德·库尔特， 1998年5月12日；安迪·沃尔什，1998年5月30日）。许多曼联球迷现在知道欧洲其他联赛的俱乐部的位置，它们的球员以及这些俱乐部在国内的主要竞争对手。
这种对欧洲的熟悉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可能在发展出一种超民族的欧洲认同上发挥部分作用，在这里，这些曼联球迷真正开始把自己首先看成欧洲人而不是英国人。看来存在证据表明，这样满欧洲到处旅行，对这群球迷看待欧洲的态度产生了影响。在访谈中，在球迷杂志里，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曼联球迷开始把自己更多地看作欧洲人了，而且对欧洲其他国家较之从前有了更丰富的知识。
[FONT=楷体_GB2312]小英格兰人（little Englander）盘踞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就是那个岛民。只有经过教育，经过体验，才能把它从你身上驱逐出去。但我认为那个小英格兰人，那个岛民，那个孤立主义者，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固有的。你跑的地方越多，体验的感受和吸收的不同文化越多，你就越会实实在在成为一个欧洲人，一个喜欢欧洲的人。（迈克·亚当斯，1998年5月15日）
[FONT=楷体_GB2312]在这些球迷中间，你很少能发现不信任欧洲的人，他们很享受待在大陆的时光，沉迷于对巴塞罗那这样的漂亮城市的喜爱之中。（United We Stand 1996: 8, 亦见Chilton et al. 1997: 98）
但是，虽然这些曼联球迷的确对欧洲更熟悉了，并且使用了“喜欢欧洲的人”（Europhile）和“不信任欧洲的人”（Eurosceptic）这样的字眼，那原本是用来指称涉及货币联盟的具体政治立场的，不过他们之运用这些词语，以及明确地视自己为喜欢欧洲的人的这种观念，不能以为证明了他们与众不同地以超民族的方式把自己设想成了欧洲人，那样设想倒是欧盟委员会和Chryssochoou这类理论家所展望的。他们和其他欧洲球迷并没有利用共同的文化遗产，跟后者的互动也没有充分到像他们了解利物浦或利兹球迷那样的程度[10]。他们觉得，和其他欧洲球迷之间没有超民族身份的纽带，他们也没有把政治和文化忠诚转移到被叫做欧洲的某个边界不清的实体上，或者像欧洲委员会这种他们知之甚少的超民族机构上。事实上，球迷明确否定这样的看法，即他们中间可能正在浮现这一类的什么超民族认同。理查德·库尔特重复了许多社会学家（如Delanty 1995）表述过的观点：欧洲永远不会构成一种一贯的认同，因为它“没有外部的对立面”。缺乏那种共同的他者，欧洲绝无可能成为认同的根源，就像民族有时候会成为的那种角色。迈克·亚当斯则重复了许多文化批评家的观点，他认为，不但没有证据说明曼联球迷中存在真正的泛欧认同，而且这样一种认同的出现也是多余的。
[FONT=楷体_GB2312]真要有什么欧洲民族主义，上帝也会禁止，因为不管什么失控的狂热的民族主义都是危险的。那是一个激变，太过头了。就我而言，相信曼联支持者把自身看作处在某种泛欧运动的先锋位置，这太狂妄了。（迈克·亚当斯，私人访谈，1998年5月15日）
但是，在拒斥泛欧民族主义观念的同时，迈克·亚当斯确实又谈到，“我所认识而且交流过的许多曼联球迷，把自己看成，或者想要看成，与其说是英国人或英格兰人，不如说是欧洲人——我就是这样，真的”（迈克·亚当斯，私人访谈，1998年5月15日）。考虑到他和其他球迷拒斥了泛欧主义，也拒斥了某种同质的文化认同的出现，那么，认为曼联球迷宁可把自己看作欧洲人而不是英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喜欢欧洲的人，因为他们越来越熟悉欧洲：这种说法就显得有点奇怪甚至自相矛盾了。既自命为欧洲人，却又对原本会构成一种欧洲认同的共同的文化传统、经历和利益懵然无知——真的，如果知道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对同质化的、排他性的欧洲民族主义的任何观念的拒斥：这透着古怪。
但是，日益整合到欧洲关系之中，对欧洲越来越熟悉，却没有发展出某种超民族的文化意识，这其间的表面上的矛盾，可以通过理解曼联和曼彻斯特对这些球迷的吸引力的重要意义来加以调和。这些球迷希望曼联和曼彻斯特处在新欧洲的足球和商业网络的中心：仅仅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欧洲人。对这些球迷来说，欧洲一体化开始把曼彻斯特的重要性置于民族之上，他们的欧洲人身份在于这一事实，即他们如今越来越希望曼彻斯特城和曼联队圆满地整合到新欧洲的资金和文化流当中去。他们希望曼彻斯特城和曼联队在这新兴的跨国层次上参与竞争，让这个城市和球会被公认为可以与欧洲其他伟大的球会和城市相媲美。对这些人来说，后民族认同不涉及将他们的认同和利益提升到一个超民族的层次，恰恰相反，是利益和归属的逐渐下放，降到地方和城市的层次。这一地方层次因而与一种新的跨国背景重新联系起来。
曼城认同的浮现：拒绝英国身份
曼联的国内成就不但提高了它的球迷对欧洲的熟悉程度，也改变了曼联球迷与英国其他俱乐部球迷的关系。特别说来，随着曼联在英国国内足球界一统天下，1990年代在比赛的商业开发上也走在最前列，其他俱乐部的球迷越来越排斥曼联。其他俱乐部球迷和英格兰球迷唱着歌儿贬损曼联及其球员，特别是贝克汉姆，尤其是在1998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对阵阿根廷，他被罚下之后；他们还宣称曼联球迷不是出自曼彻斯特。小曲“你来自曼城吗？”断言，曼联的商业化已经使得俱乐部失去了本真性，因为支持它的不再是本地的工人阶级，而是从曼城之外、专为慕名而来的中产阶级球迷。值得注意的是，其他俱乐部的球迷同时既承认（又否认）新的全球力量，它们正在重新形塑欧洲，恩宠一些城市和地区，又把另一些城市和地区边缘化。这些球迷对曼联的排斥是半遮半掩地抵制那些全球力量，后者推动了像曼联这一些机构的发展，同时威胁到了他们所属的较为边缘的俱乐部和城市。但是，无论在“曼联是一个非本真的俱乐部”这一说法背后的全部理由是什么，该说法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围绕《红魔周刊》、《联合就是力量》以及IMUSA组织起来的这个男性球迷网络的地位，因为就在俱乐部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们的支持却不被其他俱乐部的对手所认可，只有依靠这种他人的认可，他们才能维护他们的地位。于是，为了回应曼联非本真性的这一说法，这个男球迷网络再次强调了他们的曼城认同，以维护他们作为有男子气概的球迷的地位，并从其他球迷获得认可。其实至迟从1960年代起，随着大量的客场拥护者和流氓行为的发展，曼联球迷时常表达他们对曼彻斯特的某种忠诚，尤其是诉之于歌唱，而这又不可抗拒地引向对敌手如利物浦和利兹的谩骂。但是，如今这些球迷突出作曼城人的重要性，这在曼联并不成功的1970和1980年代，以及在商业主义增加了外地支持者数量以致激起其他球迷质疑曼联的本真性之前，绝非什么很要紧的问题。比方说，就曼联球迷来自曼彻斯特这一点的重要性而展开的热烈广泛的争论，只是在1993年的非正式谈话及球迷杂志上才开始成其为一个话题，这一年曼联队赢得了26年来的首个冠军，也就首次遭受小曲的贬损：“你来自曼城吗？”这所谓的“外地球迷”的争论，从那时起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延续了随后两年时间，直到今天依旧是讨论的核心问题。在这个争论过程中，曼城认同的问题对这个球迷网络获得了一种新颖的自觉的重要意义，过去可不是这种情形，那时曼城认同被当成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在涉及外来球迷的争论上，不同球迷采取了不同立场，结果许多曼彻斯特的球迷认为非本地的支持都是非本真的；但在1990年代，对大多数本地的男球迷来说，不做曼城人而做曼联球迷也是可能的，但曼城认同已经越来越显眼了。特别是，做一个曼彻斯特的曼联球迷要更好一些，因为他对俱乐部及其与这个城市的关系会理解得更深刻。因此，举例来说，《联合就是力量》的一个作者就意味深长地把自个叫做“Abbey Hey”，那是曼彻斯特城的一个区名，大概那位作者是那里的人，他用这个名称来表示自己对这一网络的本真的依恋关系。这位作者写道：
[FONT=楷体_GB2312]曼彻斯特因为曼联而对红魔人意义重大。对我来说却有所不同——曼彻斯特不仅是要热爱城西的俱乐部，它就是我们的家，它活跃了我们的经验，塑造了我们的习俗，它喜欢你回家。中东部曼彻斯特在我看来就是曼彻斯特的钻石看台（J-Stand）——沉静、谦逊，但一颗心在低沉地跳动。（United We Stand 1995: 26-7）
除了这种对曼彻斯特场所的新近的强调之外，这些曼联球迷还普遍地排斥英格兰。很明显，以前也有一些球迷，他们对英格兰队漠不关心；存在像凯尔特人俱乐部这样的显例，它们的球迷不支持他们的国家队；但是1990年代曼联的差别在于，与英格兰——尤其是与英格兰国家队——断绝关系大受强调，与之相应的是曼彻斯特对这些球迷的重要性在提高。以前，球迷是否支持英格兰队，跟他们支持曼联毫无关系；但是如今这就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球迷或者自觉地排斥英格兰队，或者自觉地继续支持它。不过，渐渐地，多数人拒绝效忠于英格兰国家队。
[FONT=楷体_GB2312]我说：“我是完全诚实的，我希望英格兰[在1998年世界杯上]第一轮就被送回家，这样我们的球员可以在下赛季前得到休息。”他说：“你是这个意思？”我说：“我就是这个意思。”曼联在欧洲的事业可比英格兰的要紧多了。我们付了工资，他们是我们的球员。如果他们在下赛季前能得到休息，那将是一笔奖金。（高尔顿，私人访谈，1998年4月30日）[FONT=楷体_GB2312][11]
高尔顿如是解释对英格兰的排斥：“在英格兰的比赛中，‘恨曼联就站起来’，今年还发生过，不是吗？”（高尔顿，私人访谈，1998年4月30日）在排斥英格兰队的行动中，这些曼联球迷对英国民族主义提出了有意思的、潜在地很重要的批评，他们不再视之为笼罩着全体英国人民的一种普遍认同，而只不过是居住在某些地区的群体的特殊兴趣的表现而已。对这些曼联球迷来说，英国民族主义是南方或者那些小俱乐部（常常也在南方）的适当认同，因为南方从中央政府特别是撒切尔政府的自由市场政策中获益了，而小俱乐部的球迷只盼着跟随英格兰队到外国旅游，分享它的地位。
[FONT=楷体_GB2312]英格兰北方的大多数城市，比起南方的来，没有那么多理由要感受到民族认同。（[FONT=楷体_GB2312]高尔顿，私人访谈，1998年4月30日[FONT=楷体_GB2312]）
[FONT=楷体_GB2312]国家队就是要给它那些来自二三流的、臭狗屎的小俱乐部——西汉姆，米尔沃尔，利兹，曼城等等——的支持者一个机会，可以到国外去耀武扬威，看一个好歹有机会赢球的球队比赛，不像他们自己那点卑微不值一提的人马。这是多数曼联球迷的看法，实际上其他大俱乐部——通常在北方，如利物浦，埃弗顿——的拥趸也坚决赞成这种看法。（United We Stand 1998: 8）
应该注意的是，这些曼联球迷不是要拒绝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的诉求，或者拒绝忠诚于不列颠国家；他们只是特意地让自己避免跟来自其他俱乐部、支持英格兰队的其他（主要是男性的）球迷发生关联。他们是在排斥认同于英格兰的一群人——小球会特别是南方球会的支持者——，他们再也不愿经由支持英格兰队跟后者扯上关系[12]。有意味的是，当曼联球迷可能把民族主义当作南方的特殊认同而弃置一旁时，诋毁曼联以及英格兰比赛中的曼联球员的那些球迷，也同时将他们自身的曾经是普遍主义的民族主义观念转变成了公然的特殊主义观念，因为他们对英格兰的忠诚如今排除了曼联及其球迷。所以，即使那些继续拥护民族主义、因而似乎肯定了历史悠久的普遍传统的球迷，其实已经非常激进地改变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所采取的形式。这种民族主义在取向上日益地方化，它如今把英格兰的某些部分看成是与这个民族相疏离的；曼联及其支持者就被视为外在于这个男人们的想象的共同体，当那些球迷支持英格兰队的时候，他们就使自己向该共同体的男人们承担了义务。
考虑到曼联球迷排斥英格兰队及其球迷，以及在某些时候更一般地排斥英国民族主义，在欧洲行为得当的问题就成了曼联球迷的关注中心，尤其是有鉴于媒体上关于英格兰球迷在国外的通常是暴力而仇外的行为的铺天盖地的报道。对这些曼联球迷越来越要紧的是，如果他们打算把自己树立成别具一格的曼彻斯特人，他们就要通过自身的行为自别于英格兰球迷。
[FONT=楷体_GB2312]你是去客场。你代表着你的俱乐部。你是向外国场地展现你的城市。那种理论得到支持就说明了为什么英格兰支持者要闹事。曼联球迷不一定就不闹事，但他们不把民族身分带到国外，他们把曼联球迷这种身分带到国外。他们更有世界性的倾向，见过更大世面，他们更友好，对外国支持者不那么敌对。他们一大群人满世界跑，喝酒唱歌不计其数，但是他们跟当地相处得很融洽。（迈克·亚当斯，私人访谈，1998年5月15日）
然而，既然许多曼联球迷，尤其是（据这个团体所说）非曼彻斯特的那部分，在国外时依旧诉求于民族归属，时时唱关系到英格兰的歌曲如国歌等，那么，曼联球迷的这一“本地的”网络要维持他们与众不同的曼城认同，就必须把自己和很大一部分曼联球迷区别开来。这种对民族主义的曼联球迷的排拒常常是猛烈的：
[FONT=楷体_GB2312]为什么某些曼联球迷，每次一踏上外国土地，就感到他们必须表现得像傻×一样？唱什么“英格兰，英格兰”，还有“决不向爱尔兰共和军投降”等等，所有这些，在曼联的客场之旅中是没位置的。（Red Issue 1997: 1）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因为他们的民族主义而被曼彻斯特的球迷拒斥的球迷，被这些球迷跟俱乐部的商业化挂上钩来。不合时宜地唱民族主义歌曲的球迷，也被看作是那些穿球衣而不穿“休闲”服装的人，这样，他们就显示了双重的非本真性：他们是英格兰民族主义者而非曼城人，他们也是商业化的产物。例如，《联合就是力量》上一篇题为《举止糟糕的男人》的文章，抱怨有越来越多的现场球迷威胁到曼联的声誉，该文把一幅照片放在显著位置，上面一个身着球衣的曼联球迷与一个肚皮舞者放荡地玩乐；文章意在图文并茂地说明那种令人尴尬的生活习惯，作者认为那对真正的（曼彻斯特的）球迷而言是不合宜的（United We Stand 1998: 18）。把国外的不合宜行为与俱乐部的商业化联系起来，这是有深意的，因为在整个1990年代，随着曼联转变成为一家格外成功的休闲公司，那些自1960年代以降一直是曼联追随者中的铁杆部分的球迷，越来越寻求把自身和那些被俱乐部的成功所吸引的“新进”球迷区分开来（参见King 1997; 1998）。这些“新进”球迷因穿着球衣而被符号性地辨识出来，他们既占据了那些男子汉球迷在场地上的位置，而且被公认为以不唱歌的方式破坏了场地的气氛，所以他们被视作那些男子汉球迷的威胁。同样这些人，他们被看成那些男子汉球迷所反对的俱乐部商业化的象征，如今又被认为威胁到了那些男子汉球迷在国外的地位。一般说来，这些民族主义的、商业化的球迷也被当作没有恰如其分的男子气。
[FONT=楷体_GB2312]但是在这个系列的另一端，曼联球迷的国外行为可以说有最大的教训要汲取。那些居然相信自己在国外莫名其妙地是真正的红魔的家伙呀！那些在外国呼吸的第一口气就把他变成十足蠢货的家伙呀！像杰克·拉季（Jack Large, 知名足球流氓）那样子在外国酒吧捣乱，人家不会把你当明星脸给你低价，同样地，撕扯意大利出租车司机的衣服，人家也不会把你当逃票主将（jib master general）[FONT=楷体_GB2312][13]给你低价。（United We Stand 1999: 23）
这些非曼彻斯特的球迷采取了一种似是而非的男子汉实践形式，他们以为这给他们在外国城市争得地位，其实只表现了他们的落伍褊狭。
与此相反，对曼彻斯特的男子汉球迷网络来说，要显示他们的非英国身份和男子气的曼城认同，可能涉及在欧洲更加谨言慎行，或者至少在他们的地位没有受到重大威胁时，需要自制和低调的行动。通过在欧洲的随和举止，曼城的曼联球迷既想表示他们不同于英国球迷，又想表现他们对欧洲大陆了如指掌，没有感到有必要在外国城市公开要求什么权利。虽然这些曼联球迷在很大程度上宁愿不事张扬，但是，如果有必要捍卫他们的男子汉地位，他们一定会宽恕跟警察或对手球迷对峙的那一类万众瞩目的公共混乱。
[FONT=楷体_GB2312]就像费恩诺德上赛季所显示的，我们还是可以狠狠地把它撕成碎片的，只要有必要这么做。但要有合适的时机和地点。米兰不是这样的地方，巴塞罗那不是，波尔图也不是。我们这儿是在谈论欧洲的大城市，跟欧洲的大俱乐部比赛；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红魔球迷坚持要和那些乡巴佬比赛，我们已经多次教训过这些冤家对头如何做人了。 （United We Stand 1999: 23）
对男子汉球迷来说，一个真正的曼城的曼联球迷的标志是，他能够战斗，但只在无可避免时才这么做，或者，就足球流氓的主力来说，只有当对手值得攻击时他才出手。这个网络的曼联球迷宣称，像民族主义球迷那样，靠着凌虐一切外国人，在一个地方的或岛国的层面上坚持他们的男子汉地位，他们对此不感兴趣；他们想要得体地行动，获得当地人的尊敬而非仇恨，以此奠定他们作为曼联代表的地位。肆意欺辱无辜的人是不光彩的，是给曼联丢脸[14]。当然，不清楚当地人是不是这么看待这些球迷[15]。而且，什么时候才是“把它撕成碎片”的恰当时机，这也没有客观标准。确切地说，这恰当地男子汉的、曼城的战斗地点，事实上经常是在这些被认为属于该群体——特别是属于跟曼联足球流氓团体有关联的群体——的男子汉球迷卷入战斗的时候被确定下来的。正如迈克·亚当斯提到的，曼联球迷不一定不打架，这话可能暗示，当他们打架的时候，他们的暴力是以曼彻斯特的名义加以解释的，而不是一种民族主义攻击；它是以对方球迷的挑衅作为借口。这样，它就是合情合理地男子汉的、曼城的，不是民族主义的。外国城市的居民也许会忽略这个区别，但对这个网络的曼联球迷来说，暴力的这种界定在他们关系重大，它构成了一个新兴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基石，该共同体扎根在重新发明的曼彻斯特的“场所”中。
因而，这些曼联球迷拒绝了英格兰，而自视为欧洲人；但这种欧洲身份的观念却与任何公认的、由其他欧洲民族共享的共同文化和历史无关。确切地说，曼联球迷希望曼联被接纳为欧洲顶尖俱乐部的堪与匹敌者。在他们看来，欧洲一体化带来了与欧洲最大最知名俱乐部的更激烈的竞争。只有在经济上和球场上和这些俱乐部一较高下并打败它们，他们作为男子汉球迷的地位才能维续和加强。欧洲竞争的增强拓宽了这些曼联球迷的视野，他们如今把曼联置放在特定的欧洲背景下而不只是国家背景下，在他们眼里，欧洲背景是关键的舞台，要在那里肯定他们相对于其他国内球迷和欧洲球迷的地位。结果，这些球迷假定的亲欧洲主义反讽地牵涉到日益增强的差别意识，区别于其他欧洲俱乐部和其他欧洲球迷，而且，还牵涉到对他们日益增多和加深的仇恨，的确，就像费恩诺德和尤文图斯的那种情形。他们正开始赖以形成一种欧洲意识的“他者”，不是像哈贝马斯和德里达这些哲学家所关心的那种外在于欧洲的“他者”，而是内在于欧洲的他者，就是欧洲的大俱乐部及其球迷。
[FONT=楷体_GB2312]现在，曼联的真正对手在欧洲。英格兰足球的水准在急剧下滑，曼联比其他任何一家英格兰俱乐部都要强大得多，是我们的国内对手无论球场上下都望尘莫及的。（United We Stand 2000: 7）
这些球迷正在日渐重新定位曼联和作为球迷的他们自身，定位在与欧洲其他大俱乐部的跨国竞争之中，这种竞争慢慢变得比国内竞争——尤其是对付联赛中的小球队——和国家队本身更为重要。但是，尽管这些曼联球迷越来越将曼联视作诸如尤文图斯和巴塞罗那之流的竞争者，跟那些俱乐部球迷的对抗行为也有一些发展，这些曼联球迷的主要对手却还是其他地方的大俱乐部的男子汉球迷，特别是利物浦、利兹联和曼城队，曼彻斯特球迷主要希望向这些俱乐部的球迷炫耀他们的优越感。对在欧洲水平上的地位的欲求，决不会冲淡他们与其国内对手的这些球迷的对抗，因为欧洲的胜利是树立他们对这些对手的优越性的关键手段。所以，虽然曼联球迷越来越认为俱乐部是与大大超出英格兰联赛范围的竞争及网络相连，他们对欧洲乃至全球层次的成功的欲求，主要地源于对与这些国内球迷互动中的地位的欲求，他们要在日常生活里，在对阵国内球队的赛事中，遭遇这些球迷。这些人的一种后民族意识的发展，不是欧洲委员会的理想主义修辞自上而下灌输出来的，而是从争取承认和地位的斗争中有机地自然生成的，这个过程，在位于曼彻斯特城内和周边区域的竞争俱乐部的男子汉支持者之间的频繁互动中发生了。
欧洲与曼彻斯特城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曼联球迷不但真的以为曼联理应成为更大范围的欧洲流的组成部分，曼彻斯特城自身也应该努力与其他欧洲城市结合成一体，还要尽可能全方位地与之竞争。如同拒斥某些非本真的曼联球迷的民族主义实践一样，这一网络日益按照他们反英国的、世界主义的情操来重新想象曼城。因之，前面引述过的署名Abbey Hey的作者明确认为，他对曼彻斯特最引以为豪的是它对多样性的称颂。
[FONT=楷体_GB2312]我为城市的多样性感到骄傲，曼城的同性恋村这么兴旺，这不足为奇……我为我的父亲和Lenny Johnson（30年代著名的贝斯威克拳击手）感到骄傲，他们在1962年一直走到“美景”（Belle Vue）动物园，给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FONT=楷体_GB2312]提供情况，当时他打算去游行示威。（United We Stand 1995: 27）
曼彻斯特的多样性这一主题，在球迷杂志和访谈的别处，也反复出现。
[FONT=楷体_GB2312]曼彻斯特从不满地是边界，从不到处都是出了名的分野线或地方政府衙门。曼彻斯特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种精神状态。全部历史是进步的历史，变革的历史，而更重要地，是人民的历史。人民拒不接受精神的边界。她是全国最少英国味的城市，从世界各地汲取影响的城市。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你的历史，否认曼彻斯特的精髓。这也是曼城队球迷想否认的城市，他们越来越像小镇里的乡下人，小英格兰人的曼城人（manc），自闭、落伍，说白了不算曼彻斯特人。（United We Stand 1996: 6）
与这些说法一致，理查德·库尔特也强调曼彻斯特的多样性，说曼彻斯特是“凯尔特人的、移民的城市”（私人访谈，1998年12月5日）。关键之处在于，这些球迷是依照该群体逐步显现的新见解来重新描述曼彻斯特城的。既然他们自视为世界主义的，他们就将这个城市重新发明为一个多样化的地点，使之成为他们网络的合适象征，贯穿到球迷的行动之中。这个场所被重新商谈来体现该群体的共同价值。
曼彻斯特是一个多样化的、凯尔特人的城市，而曼联球迷对民族认同漠不关心，或者向外国人开放：这个观念是一个想象的宣称，它煞费苦心地阐明了曼联球迷而今发现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意义深远——虽然以前可有可无——的曼彻斯特的特质。即便是现在，这些特质也绝非有关曼联或曼彻斯特的全部真理。比如，没有证据表明，曼城队及其球迷就是“小英格兰人”，“不算曼彻斯特人”。而且，许多曼联球迷也赞美他们的英国身份，不觉得本地认同和民族认同间有什么矛盾。例如，《联合就是力量》上发表了一封信，信中要抛弃英格兰和英国身份；但另一个球迷在答复中坚持认为，支持国家队以及民族主义本身都和支持曼联队完全相容（United We Stand 1998: 11）。不过，即使某些男子汉球迷依旧支持英格兰队，自视为英国人，上述的曼彻斯特观念也还是呈现为一种可公认的、相对稳定的象征，并广泛号召球迷将它贯穿到行动之中去。
不但这一网络中的球迷确乎突出了曼彻斯特的世界主义和多样性，而且他们也日益意识到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从一个原来衰败中的工业城市向一个有着国际重要性的、后福特主义的、服务导向的城市转变，它有能力同欧洲的主要城市一争高低。在《联合就是力量》里，一个叫“坏”约翰的老作者写了一篇讽刺短文，名叫《单城记》（A Tale of One City），文中辱骂了博尔顿（他称之为一个“眼界狭隘的、老山区的乡巴佬村镇”）。这是他名叫《双城记》的系列短文之三，在此之前，他企图在第一部分（United We Stand 1999: 22-23）和第二部分（United We Stand 1999: 16-17）分别表现曼彻斯特对伯明翰和利兹的优越性。虽然绝对不是这一网络的所有曼联球迷都同意作者关于博尔顿本身的那些看法，该文有趣的地方在于，“坏”约翰抱怨媒体把曼彻斯特表征为一个城市。他抱怨说，曼彻斯特的形象是由知名的博丁顿（Boddington）啤酒的广告塑造的，而该广告是由“以伦敦为基地的、拥戴前撒切尔政府的盛世公司（Saatchi & Saatchi）”设计的（United We Stand 1999: 28），这就是说，曼彻斯特的形象是外人制造的一个虚假的、诽谤的形象。与前边引述过的、认为英国民族主义是南方利益的表达的那些球迷如出一辙，约翰突出地显示了伦敦和南方（它动不动就搬用普遍的民族主义修辞）事实上是如何威胁到了英国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利益的。关键在于，约翰因为南方的媒体公司将虚假的、诽谤性的形象加于曼彻斯特的这种能力而指责博尔顿。
[FONT=楷体_GB2312]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的媒体形象多年前就本该不再代表曼彻斯特了，但是直到我们周边的馅饼式的小镇（pie-town）懂得了进步的意义，这种刻板印象才会四处流传。而且，我们同时努力描绘的城市形象都不管用。博尔顿的磨坊的烟囱依然故我，破坏了天际线，好似婚礼照片上的一个丑表姐。（United We Stand 1999: 28）
虽然这不过是武断肯定博尔顿威胁到了曼彻斯特在全球网络中重新定位自己的努力，但该作者的抱怨，其要害在于，他把曼彻斯特赖以发家的棉纺织业的建筑遗产当成是对曼彻斯特当前经济地位的威胁。作者拒斥了曼彻斯特的工业形象，而宣传了它向后福特主义的、服务业导向的转型，这种转型正在重塑它的城市景观。关键是，就这位球迷而言，除非曼彻斯特被允许在不受剥削性的南方或北方的退步地区的干扰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运作，它才能实现自我更新[16]。
曼彻斯特向卡斯特（1996）所说的“信息化”城市的独立转型，也受到其他球迷的强调。安迪·米登，《联合就是力量》的编辑，虽然不如他的杂志的那位作者那么尖刻，也确认了转变曼彻斯特及其形象的重要性。特别地，他认为足球俱乐部在这一更新中具有重要作用。
[FONT=楷体_GB2312]曼联无疑提升了曼彻斯特作为一个城市的总体形象。有些特征被赋予了曼彻斯特城，要不是因为曼联，它们或许永远不会赋予曼彻斯特；这也有效地给了曼彻斯特一个良机，粉碎它被定型的、它所具有的那种形象：一个肮脏的北方工业城市，一个个高烟囱浓烟滚滚。（安迪·米登，私人访谈，1998年4月30日）
球迷中间不是只有他才把曼联的发展和城市整体的发展联系起来。
[FONT=楷体_GB2312]体育带来了大量的商业、经济、文化和旅游活动。今天规模已经无比庞大了。曼彻斯特已经辨认不出十年前的样子了。这当然是从商业的观点看，还有经济方面，旅游方面，文化方面；如今有一种不同的文化，90年代的文化，兴起于或仿佛兴起于申办2000年奥运会。我们知道我们从来没有打算赢得这次申办，但都相信奥运申办会不知不觉地给城市带来好处……我认为曼彻斯特有许多有远见卓识和创新精神的人。有时候我居然会在寒冷的夜里看着这个城市——确实是从商业的立场看——它正欣欣向荣。（雷伊·埃克斯莱，私人访谈，1998年5月13日）
虽然这里埃克斯莱没有特别提到足球，但他像安迪·米登一样注意到竞技体育成功的象征意义，比如一个城市举办一次大型活动或者拥有一支像曼联那种强大的球队，就会在提升城市的国际形象和刺激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些球迷看来，曼联的成功是曼彻斯特这个城市经济发展的一部份，两者的发展都日益嵌入在跨国的、欧洲的水平上，在这个水平上，曼彻斯特和曼联必须使自己脱离桎梏性的民族联系，好在最高水平上参与地位和经济回报的竞争。
鉴于欧洲对这个球迷网络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他们承认城市经济复兴与曼联的成功之间的关联就意义深远。因为正如他们关心曼联在欧洲与顶尖俱乐部竞争，而他们作为球迷在欧洲的大城市获得承认一样，这些球迷正渐渐承认欧洲主要城市间日益增加的经济竞争。他们希望曼彻斯特将成为埃克斯莱所说的“90年代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进取型的、信息化的、服务导向的经济的组成部分，这样才能与全欧的其他城市竞争。对这些球迷来说，欧洲一体化意味着，对地位和财政收益的竞争和争夺愈演愈烈，那不仅是与其他欧洲俱乐部之间的，还是与其他欧洲城市之间的；同时民族联系的重要性日减甚至越来越从中抽身出来。这些球迷越来越关心曼彻斯特相对于其他欧洲城市的欧洲中心城市地位，就像他们觉得，跟对阵尤文图斯和费恩诺德这类赛事比起来，和考文垂这样的俱乐部较量无关轻重一样（United We Stand 1997: 29）。全球化过程日渐削弱了以往的民族国家架构，而将不同国家的地区和城市拉入了更直接的竞争当中；曼联球迷的后-民族认同反映了这一过程，它没有表现出如各式理论家所论及的任何超民族主义，而是越来越把重心放在地方和城市上。他们的意识跟全球化的复杂过程协调一致，后者正跨越民族边界，制造出包容与排斥、成功与失败的新的跨国网络。经由对曼联的支持，这些球迷展示了那些复杂的全球化过程是如何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重构社会互动与团结的，突出了日益嵌入在跨国背景中的本地或地区归属的新特点。
结论
这群曼联球迷在他们的社会实践中越来越多地利用一种重新发明的曼彻斯特观念，但夸大他们中间浮现出的一种“后-民族”认同的显著性将是错误的。这是一个比较小的个人网络，他们对曼彻斯特的强调既不是确定不移的，也不是在该群体中普遍一致的。然而，这些球迷竭力坚持曼联和曼彻斯特在欧洲竞争背景中的地位，这至少提供了一些民族志证据可以表明，如卡斯特（1994，1998）等人所述的欧洲地区和城市间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正反映到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关系与认同的有机转型上。这个网络中的曼联球迷昭示了一个更广阔的过程：随着欧洲的城市或地区渐渐脱离以前的民族背景而被重新整合到更大范围的欧洲流之中，个体越来越依恋于他们的本土城市或地区。
但是，甚至在那些的确表现出后民族的地方主义的个人中间，这一初生的地方认同的排他性也绝不能夸大。尽管在他们参与到一种消费当中时，某些球迷日益凸显曼彻斯特及其在欧洲的地位，但在他们的生活中，还有许多纵横交错的关系，把他们和英格兰、和不列颠联系起来。一当时机出现，这些关系可能会比他们与其通过追随曼联而建立起来的球迷网络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在那个时刻，英国身份的诉求力对他们可能变得很要紧。在足球运动的消费中，这些曼联球迷表达了一种新型的曼城认同，但这些新网络没有将其他一切社会关系一笔勾销，比如与英国国家的关系，或者与其他英国人的关系，毕竟他们之间分享了一种公共文化，不管他们现在如何拒绝英国身份的某些诉求力。执意认为这一地方归属相对于其他一切归属而言是本质性的、首要的，忽视这些个体被结合在其中的其他网络，这就是要坚持一种犯有时代错误的、社会生活的整体性观念。新欧洲有可能到处浮现地区竞争和地区认同，但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至少在可见的将来还会非常重要，会与这些地区归属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发生歧异，而这取决于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所要求的忠诚。但是，如果我们要理解新欧洲的性质，就必须细致地埋头到属于这一新实体的个人的社会网络和实践当中，而不是单纯地断言个人在实际生活中必定会想会做的事情。这些曼联球迷只是一个小群体，卷入了欧洲一体化的一个特殊层面，但就本身而言，他们的经验是令人信服的，是可能指明那正在比欧洲还宽广得多的范围内发生的多种认同的重新商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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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英国社会学刊》（BJS），Vol. 51, No.3（2000年9月），第419-442页。作者安东尼·金（Anthony King），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社会学高级讲师。主要研究领域是足球、社会理论，最近转向军事，其旨归在凭借扎根于更广泛的制度转型背景的人类学研究，解析当代欧洲的社会变迁。近著有The European Ritual: Football in the New Europe (Ashgate，2003)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Theory（Routledge，2004）。——译者注
[1]有广泛的争论牵涉到后福特主义时代的民族国家，有的主张说民族国家已经日薄西山了（Schmidt 1995; Ohmae 1993），有的则宣称它从未像今天这么强大（Milward 1992），而另一些人似乎最为言之成理，他们认为民族国家自身在经历转型，结果它失去了一些传统的角色，也发展了一些新角色（Mann 1993; Cable 1995; Strange 1995）。
[2]在这一点上，本文仿效了最近欧洲人类学的方法，它们紧密地介入日常生活的现状当中，这充实并揭示了较为“结构主义的”对新欧洲的宏观描述（参见Nadel-Klein 1991; Gal 1991; Goddard et al. 1994）。
[3]虽然《联合就是力量》与《红魔周刊》也向曼彻斯特球迷网络之外的球迷发售，但多数只是本地的男性支持者们阅读和投稿，他们来自这项研究所立基的那个网络。因而，球迷杂志是有关这些团体的很不错的信息来源，因为它们主要就是这些男性球迷所写和所读的。而且，球迷杂志可以与访谈和田野工作中的发现鼎足而三，显示那些发现对这个团体的普遍适用性，因为它们喋喋不休地复述和重申在访谈和田野工作的研究过程中球迷所做的宣称。它们表明，和这个团体的小样本访谈，有效而准确地描述了对这个团体的更宽广的理解。
*原文为ideographic，意为“表意的”；细寻上下文，疑为idiographic之误，即具体的、各别的、研求特殊规律的。——译者注
[4]这篇论文是以最初由埃克塞特大学资助的研究为基础的，该项研究在某个特定群体的曼联球迷——他们起先是我博士研究的调查对象（参见King 1995）——中进行，包括了一趟实地旅行：1998年9月和他们一块去慕尼黑观看冠军联赛；1998年对他们当中的一个样本的一系列访谈；以及对两大球迷杂志，《联合就是力量》和《红魔周刊》，所做的分析。这项研究目前正在扩展成为ESRC（英国经济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资助项目的一项成果，包含了将以对球迷的进一步访谈而告终的更多的田野工作，也包含了对足球运动中商业开发的研究。属于这一网络的球迷，一般都处于较为富裕的白领劳动者的新工人阶级地位上，虽然这个网络也确实包含某些卷入犯罪活动的人，特别是在曼联足球流氓帮会（这里没有访谈它的成员）里。以下球迷接受过本研究的访谈（不占有正式、公开职位的人的名字做了更改）：迈克·亚当斯，IMUSA委员会；保罗，职员；高尔顿，以前是起重机驾驶员，现在是成人学生；杰夫，职员；雷伊·埃克斯莱，IMUSA委员会，经营配送咖啡机的地方生意；理查德·库尔特，作家，球迷杂志撰稿人；达恩，度假公司的电脑分析员；安迪·米登，《联合就是力量》杂志编辑，自由写作记者；斯图尔特，职员；马克，学生，球迷杂志撰稿人；安迪·沃尔什，电脑咨询师，IMUSA主席；克里斯，一直是利兹一家纺织厂的白领层雇员，直到最近作为冗员被裁。虽然这对任何以之为基础的研究来说，都只是一小群球迷，但他们的观点，是符合作者与该网络其他球迷的非正式交谈中所表达的更广泛的理解的，尤其是在前往格拉茨、马赛、萨格勒布和佛罗伦萨的旅途中的交谈，那是当前的这项ESRC资助的研究的一部分。此外，我之所以访谈这个团体中的球迷，是因为他们正式地参与了IMUSA或球迷杂志《联合就是力量》与《红魔周刊》的活动，要不就是与正式参与者有联系。因此，他们的观点就是特别有代表性的，因为他们与本研究所依凭的那个网络有着亲密接触，而且事实上属于这个团体的核心意见形成者行列，经常在媒体上接受采访代表这个团体的意见和态度，尽管该团体存在意见分歧，特别是在IMUSA和足球流氓帮会之间。
[5]阿帕杜莱预设了五种“视景”（scapes），亦即，族群视景（ethnoscapes），媒介视景（mediascapes），技术视景（technoscapes），财政视景（financescapes）和思想意识视景（ideoscapes）；在其中，当代世界里的相异而又交叠的、潜在冲突的共同体被想象出来（Appadurai 1994: 296; 1996: 33）。由于篇幅和主题的关系，对这些术语的讨论姑且从略。
[6]在这个球迷群体中，严格地是曼城人的那些人和来自索尔福德的那些人，有着潜在的划分；但是既然曼城的魅力通常笼罩着索尔福德（以及大曼彻斯特的其余地区），本文通篇所用的曼城认同（Mancunian identity）这个概念，包含了球迷们有时会提及的索尔福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