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法国时间7月27日21：34分，而此刻的香港是7月28日凌晨3点34分。四个小时前，元朗发生了又一次激烈的警民冲突。
跟612那时不一样，这次的我已经不敢时刻关注着直播、新闻和telegram动态，十分懦弱地迅速将自己从负面消息和情绪中抽离开来。
6月之前的我，大概无论如何都没有设想过，自己作为一名在内地高校念书的土生土长的内地人，会因为这场民主运动卷入一次让我终生难忘的风波。思考了好久怎么去整理自己的情绪来描述这件事，意识形态管控？言论自由钳制？甚至是政治压迫？
其实我也不知道，可能一切都要从我对香港的复杂情感说起。
在内地生活的每分每秒好像都能感受到权力的钳制，偶然的机会让我想逃到一个相对没那么压抑的地方来沉浸在自己的爱好里缓一口气。所以我愿意每个周末搭上来回好几个小时的大巴，独自躲进油麻地电影中心黑暗的影厅里，让自己能够暂时地忘却所有的烦恼，投身在银幕中的虚构世界中。
寻思着这个习惯的养成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就是那一次大型的情绪崩溃，发现自己深陷在抑郁情绪里难以自救，自此对大学生活失去所有兴趣与希望，除了求医与服药外好像找不到什么情绪抒发的渠道，唯有选择躲进香港的艺术院线来逃避现实。
这座没有人认识我的城市毫无保留地收容了我的一切悲伤。
这里有我讨厌的一切特质：哗众取宠的八卦媒体、小部分人拒绝沟通且无脑排外的民粹主义、不思进取的流行文化、相对保守趋利的整体社会氛围；但这里也有监督公权力的媒体与公民、平易近人的市井文化、相较内地更能容纳不同意见的舆论环境以及难以言明的社会关怀。（相对的）民主、自由、社会责任感、公民使命，甚至是陌生人之间的友好、信任与相互谅解，这些都是我在自身生长的社会环境体验不到的东西。、
这大概也是我对这里既爱又恨的原因，我对这里有着不切实际的情感投射，因为这里提供了我可以逃离中国大陆得到片刻喘息的机会与场所。
我想起那一次去大馆看夏日电影节放映的《飞越疯人院》，当看到那个悲壮的结局时，所有人都在默默抽泣落泪，等到片尾字幕全部播完后才尴尬地擦干眼泪不舍离去。电影里那份对自由的追求，在因雨伞运动而急剧变得消沉的社会氛围里更显悲凉。当我看到这个自己理想的投射地，在某一天逐渐变得跟自己所厌恶的环境无异时，看到“民主”“自由”这些价值已被丑化成身边人嗤之以鼻避之不谈的概念，这对我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事情在6月开始变得更坏了。
612爆发严重警民冲突的一晚，好难过，好绝望。手机里不断传来可怕的新闻，想看又不敢看，敢怒又不敢言。最终忍耐不住在朋友圈发出几声呐喊，想要呼吁身边的人去关注这件令人痛心的事情，毫无意外地收到了辅导员的私聊信息。
“你看到的并不是事实。”她说。
那时候的我过于天真地想要诉诸逻辑与理性，希望对方能够放下固有的成见与立场，去明白一场运动并不仅仅是是非黑白这么简单，也不能简单地切割为对立的两面，事实上所有的观点都有其背后的诉求和逻辑；拒绝去了解各方的立场与诉求，而是用整齐划一的政治口号与标签来掩盖一切声音，其实是无济于理解与沟通的。
最终这一切只换来一句居高临下的说教：“再多看看吧，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有成长的。”
那刻的我只能感到无力。原本天真地以为自己的呐喊能够换来其他人踏出放下成见的第一步，但这种遮住眼睛、拒绝沟通的状态却足够让我沮丧好久、好久。
其实我也十分清楚不存在绝对中立和客观的媒体和角度，我也有许多疑虑与困惑，但最后我选择站在现场去观察。我看到人们挤爆港铁站和马路，大声呼喊着口号，即便内心里十分明白他们的诉求不会被尊重，也依旧选择站出来表明态度。我看着成千上万的人，身穿黑衣手举白花伸张正义，悼念一个未曾谋面的少年之死，悼念这座城市之死。即便在71冲击立法会的行动后生出无数郁闷后，在看了abcd的《給港大內地生的回應》一文后，也开始逐渐理解勇武派的立场。
但是这种感悟或许只是某种程度上的自我感动，在期末考试周里普通的一晚，为了逃避学校压抑的舆论环境而选择每天在广佛之间往返大半个学期的我被匆忙地召回学校，开展了一场辅导员“自以为深刻”的对话。
对话的内容，大概就是用“我关心你”这种话术来包裹“处分”、“停学”这种威胁。当对方的每一句话都一一应验自己最可怕的猜测时，我对这个地方的信任已经全部崩塌：数不清的朋友圈截图被举报到辅导员微信上，但更为震惊的是，一份仅仅是对福柯权力与规训的个人见解的小作业，竟然被自己一直以来信任的专业课老师举报到院领导手上。
辅导员告诉我，如果我继续对这件事发声，我的出国交换和奖学金申请就会被否决。她把学生手册放在我面前，仅仅是说出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就能让我心悸。
那一次谈话我哭了，当然不是因为觉得自己犯了错而留下后悔的眼泪，而是出于绝望与无力。我清清楚楚地明白，自己必须保持沉默、保持麻木，才能做一个“正常人”，才能如自己所计划的那样逃离这个环境；也是处于对自己的失望，对那个在不允许被质疑的权力面前竟如此孱弱、卑微与弱小的自己失望，对那个在简单的行政手段打压面前就立刻选择噤声的自己失望，对那个在之前所有的豪言壮语面前顷刻间败下阵来、被打击得体无完肤只懂得选择逃避的自己失望。
除了和辅导员的对谈，必不可少的就是辅导员和我父母的电话对谈。但和那场和自己专业课老师的约谈，那场跟曾经自己幻想ta们会尊重起码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专业课老师的对谈，才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看似一场充满理性、理解与关心的对话，却处处避谈对我施予关心的手段。难道担忧我的心理状态，不选择私底下来与我交谈，反而直接将我的论文直接举报给领导；这样的“关心”，还想企图得到我的理解，未免太过于自信了吧？表面上表示“理解、尊重和祝福你的选择”，话锋一转却继续向我灌输国内意识形态下的世界观：外面的世界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好。
是的，我也明白，外面的世界其实并没有更好。我只是希望我的教授们明白，每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都仰仗ta们的私人体验；居高临下、经验至上的“告诫”与“说教”，所招致的反感往往最能起反作用。
这原本是我以为所有为人师者都应该懂得的道理。
可怕的是，当初自己天真地为了保障权益而把每一次谈话录下了音，事后再去一次次回放抽丝剥茧时，却变成了不断证伪的过程。不同谈话对象的说法无法自证、漏洞百出、避重就轻，让“出于关心”的出发点更难站得住脚。
在我的立场来看，被自己每日相见的老师和同学一一背叛，还要时刻生活在一个充满着言论审查甚至自我审查、偏颇观点且绝大多数人拒绝沟通与理解或选择视而不见的环境，令我难以重建对这个建制的信任。
从前，即便自己觉得法语系有再多的不好，我都会选择戴上玫瑰色眼镜挑出些许好处来自我抚慰；谁知这抹玫瑰色，竟然是自己的鲜血抹成。
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细心的整理、选取不同立场的媒体报道，从不同的角度去科普这场运动，却换来了如此后果。我当初天真地认为自己要尽最大的努力尊重别人不同的立场，但当这份努力换来的是别人用举报、公权力来对我的观点进行强行碾压，我所有一厢情愿的幻想全部以不堪入目的面貌在我面前变得支离破碎。
无法理解、无法接受、无法释怀、无法原谅。
在自己无数次强忍着悲伤情绪为自己设定好数种未来的计划以此来安抚家人的情绪，在朋友前面也不断佯装自己早就“准备好后路”，慢慢觉得这件事情开始慢慢淡化的时候，一通电话再次划破宁静：父母被辅导员要求去学校签署其他出国生不需要、更不知情的额外的协议。在得知这件事的那一刻，全家人那条佯装恢复平静的的神经又开始按捺不住再次紧绷起来。
当然没有去签那份协议，我不想成为另一个被软禁在学院教务处的广外学生，仅仅因为转发维园烛光晚会就被强制要求签署退学协议。也没有应约前往学校去和各级领导会面，信任体系的崩塌让我对他们的目的有了最恶毒的揣测，对他们所有的尊重早已不复存在了。
在即将出行的日子里，和朋友与家人之间的气氛，竟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悲情。
“回不来了”这四个字，恐怕是说不出口但却默默承认的事实；“别回来了”，对于如此恋家的我，竟然成了最大的祝福。
其实我也不喜欢漂泊、不喜欢孤独、不喜欢只能依靠自己的状态。但是看着飞机离开跑道，竟然有一种释怀的感觉，觉得自己已经got nothing to lose，更像是一种自我充权的痛快感，突然觉得自己强大到无所畏惧。既然这个世界不能给予我美好的承诺或正常的渠道让我抒发自己的情绪，那我只能选择离开，努力另辟蹊径寻找适合自己的地方。
到法国才短短两天，在这个法国被极端热浪袭击的夏天里，一场突如其来的雨带来了清凉，也给与了我余裕去整理自己的情绪、思考自己的选择。开始觉得这样的表达也是另一种制造撕裂与对立的方式，顷刻间自己在朋友圈的发言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某种程度上，散播恐慌、传递戾气、制造对立，一样无助于沟通与交流。
这不是某种自我质疑或否定的鸵鸟心态，我只是选择拥护自己所相信的价值观，只是某些瞬间觉得……充满愤怒的呐喊所招致的反感，或许会把把所有人推得更远、更加不愿倾听。
开始觉得，好像不断重复地勾勒压迫者的轮廓、替这个世界画一个既定的形象已经没什么用处了；开始觉得，要书写自己多于书写压迫自己的人。
想写一些关于自己的感受甚至个人情绪的挣扎，坦然把这些话说出来。这也是另一种痛苦，然而把心肝脾肺肾都展现出来，或许是种温柔的武器。
看到源源不断的负面新闻，还是不由自主地为香港、为香港人感到难过。我没有在香港长期生活过，或许永远也不会。但出于那一份对香港的复杂情感与感恩，也许自己没什么资格去说这句话，但我还是想对那些坚守的人说：
请坚持下去，革命不在一日；
积攒力量，继续加油。
跟广外没有缘分；跟香港，只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再续这份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