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是意义亏空、价值缺失导致的心理体验。无聊就是觉得一切都没意思：不知道活着的意义也不知道不活着的意义，不知道一个行动的价值。
很多情况下，无聊也是一种觉醒后（幻觉破灭后）的经验。一个狂热地做梦的人，一个被神魅控制的人，即使在做着毁坏世界的工作，也不会觉得无聊（比如法西斯分子）。但觉醒后找到了新的生活意义，且能够通过自己的意志和行动实现这种意义的人，当然也不会无聊。
因此，我们无聊，或者因为我们觉醒后再也没有梦，再也没有生活的意义，或者因为我们虽然有自己的梦，却看不到好梦成真的可能性。我们找到了新的意义却无法实现它。
可见无聊不一定表现为没有一切行为，它只表现为有意义的行动能力的瘫痪。对无聊的人而言，无论实施还是不实施某个行为都没有差别，都无所谓，都不能使生活变得有意义。所谓“懒得离婚”。
一个呆若木鸡的人和一个挠首弄姿的人可能都是一个无聊者。
那么多人一边表演着，一边无聊着。
芙蓉姐姐和那些陪她玩游戏的人大概就是这样群一边表演一边无聊着的人。无论是芙蓉姐姐其人还是其文，本身都没有任何值得炒作和谈论的价值。一个其貌不扬的女性，在网络上写了一些自我表现的作态文字（自称拥有“妖媚性感的外形”，“冰清玉洁的气质”，自述“我那张耐看的脸，配上那副火爆得让男人流鼻血的身体，就注定了我前半生的悲剧”）。一个内心充实的人，一个献身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务的人，大概不会对这些无聊的文字感兴趣，一个有着正常价值观和审美趣味的社会也不会为“芙蓉姐姐现象”提供产生和流行的土壤。重要的不是出现了一个芙蓉姐姐，而是大量无聊的公众和无聊的媒体选择了让“芙蓉姐姐”蹿红。网友们把“芙蓉”的履历、“芙蓉”的言论、对“芙蓉”的评价等等贴到BBS供大家“讨论”，实际上是供大家开心。这种心理被有些人叫作“望着丑娃娃开心”。
有人已经注意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从高级知识分子到整个社会，都会一边对斥责着“芙蓉”的无聊，一边自己又无聊地成为为其添柴煽风的“看客”呢？他解释说，“我们的时代具有阶段性的无聊特征，随着物质的丰富、传播方式的变化，社会的宽容度增加，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从‘去个性化’向‘个性化’时代转变的茫然时期。‘无聊’作为一种阶段性的特征一直被我们所忽视。”
这种对无聊的解释是肤浅的、表面化的，因为它把无聊的蔓延归结为物质的丰富、传播方式的变化、社会宽容度的增加以及个性的彰显。物质的丰富、传播方式的变化与无聊不存在必然联系。物质比我们更丰富、传播技术比我们更发达的国家多的是，但是无聊感的蔓延却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至于“社会宽容度的增加”云云就更是具有误导性的、似是而非的说法。什么是宽容？哪方面的宽容？对什么事情的宽容？我们虽然可以发现对于大众的消费方式、娱乐方式的“宽容”度的确是在增加，但是在消费、娱乐以外的许多领域，宽容度到底有多大？真正的宽容度的增加应该使人们活得充实，感到生活充满意义，因为当一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全面自由地表达自己对于社会、国家和人生各种问题的看法的时候，他应该感到生活的充实和自身价值的实现，怎么会反而导致无聊呢？
“个性化”的时期也不一定是无聊的时期或所谓“茫然时期”。个性化不一定导致“茫然”。就像宽容不会导致茫然一样，真正的个性化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它应该使人活得充实。个性是与宽容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宽容当然不可能有个性。但是虚假的“宽容”可能产生虚假的“个性”，残缺不全的“宽容”则可能产生残缺不全的“个性”。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就是属于后者。个性是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不存在孤立的个性。比如，“五四”时期是所谓“个性解放”时期，那个时代的反传统、反权威带有解放自我和解放社会（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的双重使命，“五四”青年人反抗传统婚姻争取婚姻自主，既是解放自我和个性，也是社会革命和时代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这个时代的个性和自我追求恰恰是走出无聊沉闷的传统生活方式的表现。可见，只有改造压抑个性的社会、推翻压抑个性的制度，个性才能充分实现。个性解放和社会解放是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再比如在离我们较近的80年代，个性解放、自我表现与“五四”时期有相似之处。就拿那个时期的大众文化或大众娱乐来说，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人们热衷于唱邓丽君的流行歌曲，看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留长头发，穿喇叭裤，这些个性化的文化趣味和消费行为使当时的人们感到了生活的充实，充实的原因是：这些个性化的消费行为具有深刻的公共意义，是对“文革”时期占据霸权地位而且在当时仍余威犹存的“革命”禁欲主义的反抗，在娱乐领域的自我表达和个性选择表面上看好像只是个人的趣味表达，但其实有社会政治的意义在里面。